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具有民族多、语言多、文字多的特色。除汉族外，我国有占全国总人口8%的55个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主要生活在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16个自治县和3个自治旗及1248个少数民族乡镇。55个少数民族中，除回族转用汉语言文字外，其他少数民族不同程度地使用本民族文字。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我国各民族自然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和谐共存的命运共同体，并用共同的劳动和智慧创造出丰富多彩、灿烂辉煌的语言文字文化世界，进而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弘扬，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国少数民族中，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壮、满、柯尔克孜、彝、傣、拉祜、景颇、锡伯、俄罗斯等均有本民族文字。我国是有史以来，在世界上民族文字最丰富的国家，在历史上创制的文字有佉卢文、于阗文、焉耆-龟兹文、粟特文、八思巴文、突厥文、回鹘文、契丹文、女真文、西夏文、东巴文、傈僳文、察合台文，以及藏、满、苗、傣、壮、彝、瑶、布依、哈尼等民族历史上使用的老文字及南方民族方块文字系列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实行各民族平等团结、共同发展的大政方针，从此少数民族享有了使用和发展母语和文字的自由。而且，在我国优秀而先进的民族政策的关怀和指引下，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对少数民族使用的旧文字进行改革或重新创制新文字，现在有22个少数民族使用28种文字。也就是说，有的少数民族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字，如蒙古族就使用蒙古文和托忒蒙古文两种文字，傣族使用4种文字等。同时，国家决定在“两会”等重大会议上提供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彝、壮7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文件和同声传译服务，国家通用货币人民币上同汉字一起印上蒙古、藏、维吾尔、壮四种少数民族文字，由此充分体现出国家实行的各民族平等的优秀而先进的民族政策。另外，对于人口较少、又没有文本民族文字的民族，提倡自愿自择原则选用其他民族文字的民族政策，如鄂温克族分别选用了汉文、蒙古文、锡伯文和哈萨克文，鄂伦春族和赫哲族选用了汉文。我国浩如烟海的民族文文献资料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充分展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一体而源远流长的中华历史文化与文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以来，在我国优秀而先进的民族政策和理论的引领下，加上国家民委及各有关部门的积极支持和大力帮助，以及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科研机构和专家学者们的艰苦卓越的努力下，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科研工作取得令世界瞩目的辉煌成果。其发展历程，可以分以下三个阶段进行分析讨论。

一、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事业的起步阶段

      从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是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事业的第一阶段，也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事业的起步阶段。这30年，我国进行了第一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专家人才队伍培养、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情况初步全面调研、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识别政策法律上的认定、少数民族语口语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初步分析研究、旧文字和老文字的改革完善等工作。同时，也是我国淘汰和废弃不适应本民族发展的旧文字和老文字，创制拼音字母新文字的特殊时期。

      这是我国发展史上一个极其特殊的时期，那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三座大山”造成的灾难还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又面临百业待兴的极其困难的历史时期。就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条件下，国家拿出相当可观的专项经费，积极扶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事业，设立各级研究机构、培育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科研队伍、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学科。而且，在具体工作实践中，将民族工作与民族语文工作紧密相联系，组织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专家，并从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招收中青年骨干以及从事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的青年学生，安排集中学习和专业化集训，在仅仅两年多时间里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人员和中青年科研队伍。紧接着，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专家们的带领和亲自指导下，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人员分成若干工作组，分赴我国各民族生活的边疆偏远农村牧区，开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大调查，搜集整理了相当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依据民族语言结构特征，以及民族语言间存在的亲缘关系，分类出汉藏、阿尔泰、南亚、南岛和印欧五大语系语言。其中， 55个少数民族语言分别归类为汉藏语系藏缅语族5个语支17种语言、壮侗语族4个语支11种语言、苗瑶语族3个语族2种语言、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2个语支7种语言、蒙古语族6种语言、满通古斯语族2语支5种语言，还有南亚语系3种语言、南岛语系1种语言和印欧语系2种语言，以及完全失去语言使用功能的语言和未识别语言各1种。

      1950年中央提出设立民族语言文字研究部门，1951年指出要在新成立的民族文字工作委员会指导下开展民族语言文字调研及民族文字创制和改革工作，在1955年12月召开的首届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上，制定了第一个五年民族语文工作计划及12年远景规划。而且，1956年国家还颁布了从1956年到1958年间实施民族语言文字普查和新创并改革民族文字的工作方案。按照这些指示精神和工作安排，中国科学院很快设立了相关科研管理部门及民族语言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和地方民族院校也陆续建立民族语文研究机构及系科专业。1956年，国家民委在中央民族学院组建民族语言研究所，强化少数民族语言普查和文字创制改革工作。1956年春天，在国家民委及中国科学院的直接领导下，700余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专家学者，同地方相关工作人员组成7个工作组，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开展语言文字普查工作。到1959年，共调查42个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现状，获得1500多个调查点的资料，基本上掌握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分布与使用情况。在广泛征求少数民族对母语和本民族文字使用意见基础上，为壮族等10个少数民族创制了14种文字，还为景颇族等少数民族改革了原有文字。

      在当时，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学科研究，主要体现在共时描写、历史比较、对比研究等方面，进而自然形成中国特色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初级阶段的学科体系。那些参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调研，以及新创少数民族文字和改革旧文字的专家学者，紧密结合实际工作，先后在《中国语文》《民族语文》及民族类院校刊物上，先后发表了一系列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概况、语言文字使用、新创文字和改革文字方面的学术论文。在语言描写、历史比较和语言类型研究等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绩。更加可贵的是，他们在第一手调研资料基础上，撰写完成了少数民族语言概论，甚至撰写完成了相关少数民族语言简志初稿及有关词汇集、比较词典等初稿。同时，还发表了一系列音系分析和语法描写研究论文、调研报告、专著等。这些成果的刊发，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少数民族语言语音语法研究事业的发展。

      可以说，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第一阶段，在我国第一代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专家的带领下，不仅圆满完成了第一次大调查工作任务，同时给我国少数民族识别工作提供了有利的科学依据，还培养出了我国第二代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科研工作者，搜集整理并保存了数量可观而弥足珍贵的第一手少数民族语言口语资料和文献资料，为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奠定了十分雄厚的资料基础，进而开创了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事业的美好前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还陆续成立了不同层级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机构，在中央民族学院和地方民族院校建立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系科，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地培养急需专业化人才，不断壮大刚刚崛起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队伍。先后多次召开不同规模、不同层级、不同形式和内容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学术讨论会，广泛而深入交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经验和理论方法。所有这些，使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作为一项新的科学事业迅速崛起，并快速得到发展壮大。

      总之，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事业的起步阶段，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第二代科研队伍的培养和建立、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科研队伍的建设、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情况的全面普查、少数民族语言系属关系的确定、少数民族文字的创制改革、少数民族语言语音系统和词汇结构及语法关系的初步分析研究、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学科体系建设等方面均初步取得较大学术成果。而且，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科研工作从开创之初，就和我国民族政策、民族理论、民族关系、民族识别、民族平等、民族自决、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并且同国家语文规划工作紧密相联系，从而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由此，我们讲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地域性、社会性、代表性、科学性、发展性和生命力。

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事业走向成熟和辉煌的阶段

      从1979年到2012年的33年，是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事业走向成熟和辉煌的历史阶段。在这一时期，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焕发出了强大活力。1979年，国家召开全国少数民族科学规划会，明确部署少数民族语言补充调研和尚未调查的少数民族语言开展全面调查的工作任务。次年1月，举行第三次全国民族语文学术讨论会，再次强调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调研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为落实这一工作任务，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的10年间，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专家学者分赴少数民族地区展开更加求真务实、全面彻底、深入扎实的少数民族语言补充调查。在此期间，还完成了国家民委五种丛书重大研究课题科研任务，1981年1986年间共出版55种少数民族语言简志。同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七五”规划重点项目“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和文字问题调查研究”。还出版了数量可观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应用研究、少数民族语言活力研究、少数民族语言变迁研究等方面的科研成果，还有从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地域语言学的理论方法讨论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著作，以及分析少数民族语文政策对策的专著等。所有这些，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语言活力、发展演变规律、语言接触关系、语言政策法规等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

      1991年，在首届全国民族语文工作会议精神指导下，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调研工作呈现多层面、多元化、多视角的特点。特别是1992年启动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新发现语言调查研究”，不仅对新发现的一些方言做了针对性调研，先后还出版了30余部新发现语言研究著作。在这一时期，启动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研究”相继出版10多种新发现的方言研究成果。在该阶段，还实施了一系列少数民族语言语音、词汇、语法研究，以及濒危或严重濒危语言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其成果，基本上都在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公开出版。其中，语音、词汇、语法研究及词典编写，同语系同语族同语支语言比较研究，少数民族语言形成原理和历史来源及发展规律的研究，濒危或严重濒危语言的抢救性搜集整理和分析研究均取得理想成绩，甚至在少数民族语言综合研究及古音构拟工作也取得良好进展。在这一阶段，还出版了数量可观、涉及语言众多的少数民族语言教程、读本、会话资料、口语资料及有关研究专著等。这些科研工作及取得的学术业绩，打开了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新局面。而且，在《民族语文》及各大民族院校刊物上，先后刊发了数量极其可观的学术论文。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第二阶段，在新创文字和改进文字的推广、语言规范和标准使用、语言态度及语言活力、语言影响与变迁、少数民族语文教学与学习、语言资源及方言土语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少数民族双语现象的讨论及双语教学工作、新词术语的科学化把握、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立法研究、少数民族语文政策对策研究等方面的科研工作也得到了很好的推进和发展。此外，还成立了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等少数民族语言名词术语规范化研究机构，先后制定并发布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彝、傣等少数民族文字计算机标准化字体字形及编码，还制定了蒙古、藏、彝、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少数民族文字的国家标准化字符集和字模。另外，还创制了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彝、壮、柯尔克孜和锡伯等少数民族文字的电子化处理系统及文字数据库。2004年后，根据新制定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建设的指示精神，先后实施与少数民族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字符平台、文字资源库、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保护与应用等密切相关的93项课题，进而建立了文字种类最多、字符最全的少数民族文字符集，研发了少数民族文字电子出版系统及统一平台的识别系统，构建了数十万条数据和涉及100多种语言及方言的民族语言语音及词汇数据库。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期间，陆续出版数量可观的南方少数民族早期文字文献资料集，出版数量可观的古文字古文献研究成果。尤其可贵的是，这些年我国少数民族文字专家在国内相继出版国外收藏的极其珍贵的早期民族文献资料，进而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研究事业。

      综上所述，从改革开放到2012年的33年间，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科研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并且，主要体现在一系列重大课题的顺利实施，以及刊发数量巨大的学术论著及相关语言文字资料集和辞书成果等方面。尤其是在少数民族语言语音词汇语法全面系统研究、空白语言和方言的补充调查研究、不同语系语族语言比较研究、相关语言对比研究、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系列词典的编辑出版、濒危或严重濒危语言抢救性搜集整理、语言接触与变化原理研究、古文字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与分析，以及语言类型学、语言统计学、实证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言文化学、语言与民族关系学等领域均取得丰厚学术成绩，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和新理论。通过科研工作实践，还成就了我国第二代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专家队伍，同时培养出第三代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中青年科研团队。另外，少数民族文字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数据化研究，以及语言文字政策法规研究也取得了辉煌成就，进而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该项事业的现代化、理论化、科学化研究水平，优化了少数民族语言关系属性量化分析程序和自动化分析手段，建构了少数民族语言描写研究和比较研究理论框架，初步建立了少数民族语言声学分析工作平台，为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学术理论基础，打造出了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理论体系和话语权。

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事业走入新时代的理论创新阶段

      从2012年到2019年，这8年是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事业迈入新时代，全面开展理论创新的新阶段。众所周知，2012年以后，我国迈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也意味着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科研工作迈入了新的发展时期，进而迎来实现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事业伟大复兴的更加光明的未来。以第一阶段搜集整理的极其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及初步分析研究的成果为基础，加上第二阶段取得的多层面、多视角、全范围研究的丰硕成果与理论探讨为前提，使第三阶段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工作焕发出强大生机和强盛的活力及生命力，与祖国强势推进的新科学技术革命一起迈入了新时代。特别是国家不断强化的哲学社会科学科研工作，不断加大的科研经费，以及不断强调的理论创新，使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专家学者，更加充分地认识到初心和使命，更加珍惜新时代带来的优越、优厚、优势科研环境，用更加崇高的奉献精神和爱国情怀投身于科研工作实践和理论创新。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学专家学者充分感受到，在我国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新时代，科学道路的自信、学术理论的创新、学科体系的优化、优秀科研人才队伍的形成，给他们带来更加理想的科研环境和条件，使他们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不负使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产出具有新思想、新观点、新理论的创新科研成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团结奋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在这8年时间里，为不断强化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科研工作的理论创新，国家启动了国家社科基金、中国社科院、国家语委、国家民委及地方社科院、社科联和各大院校的一系列重大招标项目和重点课题。这一时期的研究，更多地体现在少数民族语言声学研究、少数民族语言数据库建设、少数民族语言平台建设及软件平台建设、少数民族语语料库建设、数位典藏理论探讨、少数民族语言接触类型与演化模式研究、语言类型学研究、语法标注理论研究、语法规范化研究及语法化词库建设、语音语法形态变化规律研究、严重濒危语言抢救性研究、濒危少数民族文字文献资料保护整理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史学研究等重大重要学术理论问题的讨论方面。所有这些，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的积累和探索并不断繁荣发展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科研工作，得到更高层面、更广领域、更深理论、更加理想而科学有效的推进。更加鼓舞人心的是，与这些课题研究密切相关的科研成果，包括阶段性科研成果不断公开出版发行，还完成“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重大项目400个少数民族语言点的语料库建设工作。另外，在各大核心期刊和学术刊物上刊发上万篇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学术论文，这些论文涉及语言文字学科各个领域，有很多创新的理论观点。

      这里还应该提到的是，国际上被视为东方学基础学科的中国少数民族古文字与文献研究“绝学”学科，进入新时代的今天同样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出版百余种专著及其千余篇学术论文，其研究成果里包含的创新学术理论，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产生了重要学术影响。尤其是在西夏文、契丹文、女真文、八思巴文、纳西东巴文的科学整理和研究取得了国际领先成果。此外，还先后实施了“新发现民族古文字调查研究与数据库建设”（2014）等重大项目。另外，根据国际化电脑处理技术发展要求，对藏文、蒙文、满文、傣文、佉卢字、西夏文、八思巴字、傈僳文等古文字创建了编码系统，进而为少数民族古文字及其文化信息交流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学术空间。为女真字、契丹小字、契丹大字、突厥文、水书、东巴文、傈僳文等设定的字符方案获得国际标准化组织的高度评价和认同，抢占了该领域学术话语权。

      毫无疑问，以上刊发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科研成果，不仅提出了语言资源综合开发学、语言纪录学、语言认知共性论及语言空间认知学、语言类型结构论、区域语言共性结构论、形态句法类型学、实体语法理论、民族语言多元结构说、语音形态论、名词形态论、动词形态论、少数民族语言语法标注学、濒危语言综合研究论等一系列创新理论，同时，还为构建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语料库、数据库、软件平台建设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在此基础上，更高层面、更有力度地强化、完善、提升了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理论体系。另外，在这里还应该提出的是，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专家学者用不同少数民族文字在国内刊发数量可观而有学术理论价值的论著，同时用各种外文在国外也刊发了十分可观而充满新学术思想的论著，进而对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少数民族文字和外文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学术影响。

      总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事业走过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壮大到走向辉煌的70年。特别是，在老中青四代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专家学者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甘于奉献、勇于创新的强大精神力量鼓舞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鼓舞人心的巨大学术理论成就，进而占领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的制高点，打造出中国特色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前瞻性、开拓性、创新性学术理论体系及理论框架，充分发挥了学术话语权，建构了强有力的话语体系。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新的创新理论指导下，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专家学者，将不断增强“四个意识”，不断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和科研本领，为实现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事业的全面振兴，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作者简介：朝克，鄂温克族，内蒙古呼伦贝尔市人，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所党委书记，著名民族语言学家，二级研究员，留日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百千万高层人才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最高人民法院特约监督员，中国社科院最高职称委员会委员，国家民委专家咨询委员及语言文字专家委员会委员。出版《中国民族语言文字研究史论》(四卷)《满通古斯语族语言词源研究》《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研究史论》等学术专著50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