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集:姚威
今天为大家收集了武功山游击分队分队长独臂将军彭寿生同志用左手记述的一段在武功山麻田沈子村九龙山红军医院里的革命故事。让我们回到那峥嵘岁月,感受革命先辈们在艰难困苦面前坚定理想信念,坚持革命战斗的事迹。

武功山游击分队分队长彭寿生
去医院
那是1934年的秋天,天气不很冷,我们部队在江西安福县的袁家村,与″追剿″我们的国民党三个团的兵力碰上了。我们只有一个团,敌我兵力悬殊,打了两天两夜,不少同志牺牲了,也有不少同志负了伤,我也是在这次战斗中负伤的。
组织上让我带领六个战友去医院治疗。可是。我们要去的医院,没有名字也没有详细地址,指导员临走告诉我们,大概在九龙山的西北方向,负责那个医院的是郭指导员。
九龙山我熟悉,那是在安福与萍乡交界的地方,是一座高山。绵亘数十里,与武功山连成一片。山上满是大树,茅草,路高低不平,很难走。别说伤员,就是健康人,爬上山也要费很大劲,我们打算连夜赶路,争取拂晓前爬上山顶。
黄昏,我们一行七人出发了,每一个人持一根棍子,轻伤的扶着重伤的,往九龙山方向慢慢行进。
天黑乎乎的,头上只有寥寥几颗星星在闪着幽光。
“快走!”我不时回过头来催促战友,可是实在不行,七个人中除了小贺和我的伤势较轻些外,其他几个都是重伤员。在平时,这样的伤员该用担架抬了。可现在哪还有这个条件。小陈现在头部,流了很多血,一路上直哼哼。我吃力搀扶着他,一步一颤地,好几次险些滚下山去。小贺扶着另一个重伤员。我们走的速度极慢。简直是蚂蚁在地上爬似的。大家空着肚子赶路。两天没吃饭,真是又累又饿。那天我们实在支撑不住了,找了一处较安全的地方,打开各自用毛巾裹起来的已经干得像石头一样硬的饭团大嚼起来,伤势较轻的同志还解下身上的小铅罐来回爬着给战友们舀清泉水解渴。
“班长,啥时能走到哟。”小贺有些焦急,一边用手抓饭,一边问我。
“反正不远了。”我随口回答了一句,说老实话,啥时候能走到我自己也不知道。
“嗨,找到医院了。”这个小鬼看着我,调皮地眨眨眼睛。“找到医院了。咱们现在美美的睡一觉,吃他一顿饱饭。” 小鬼也真乐观,听到我说离医院不远了,就打起了他的“小算盘”来了。不过他这么一说,倒把大家逗乐了,七个人坐在山土坳里争着谈起各自到医院以后的计划来,这个说那个,那个说这个。总之都把医院想象得如同天堂一般好,而且都希望能在那里早些把伤养好回部队。
“班长,我最多住三天,三天,我这只手包好。”小鬼算得挺周全,连几天好都自己规定好了。
边吃边扯了一阵,大家感到肚子不饿了,精神也较先前好多了。于是又朝着西北方向歪歪斜斜,踉踉跄跄地爬起山来。
夜,无边无际,我们在山头上送走星星,又从山腰里迎来晨曦,过了一天又一天,走了一程又一程,医院还是不见踪影,有几个伤员开始焦急起来,这一天就在太阳快要照上头顶的时候。我们却意外地把这所不知名的医院找到了。

在医院里
医院是给我们找到了,可找到的医院一点也不像我们想象中的医院那样好。
一位穿着破军装的青年人。把我们带到了一个石洞里,说这是病房,我们弯着腰进去,里面黑糊糊的又潮又暗,洞口透进来的一丝光亮,算是唯一的照明。洞子里排着三四十张用树枝搭起来的床铺,床上躺着好些伤员,他们一见我们进来,就围着我们问我们是哪里来的。没等我们回话,青年人就指着右边尽头的几张空床位叫我们躺下。
说老实话,我们七个人都没有见过什么医院,连医院是个啥样也没有见过。尽管我们现在住的没有想象的那样好,可比起露天宿营要好得多了。
“医院都是这个样子吗、”小鬼又啰嗦了,他扯着我的衣角,悄声问。
“我也不知道。”我说。

郭猛相片
“不一样!”我说的话还没说完,就听到背后传来一个洪亮的声音。我回过头去看,搭话的是一个中等身材的年轻人,长得很胖,头上冒着汗。“怎么样,这医院不理想吧!”
他一边说一边走过去来,这下可弄得我和小贺都感到怪不好意思的。你看多丢人,刚来就让别人看不起,我巴不得狠狠的把这小鬼教训一顿。
还好,那个胖子爽朗的笑过一阵之后,又向我们靠近了一步,和蔼的问:“你是彭班长?”他一边问一边瞧着那张我们带来的介绍信,一点也没有看不起我们的意思。
“你是......”
“郭猛。”他爽快地答道。
郭猛?他就是郭指导员!我赶忙一本正经地向他报告:”我们一共七个人,两个伤脚,两个伤头上,还有.......”
“好吧,彭班长,走了几天也够累了,坐下歇歇。”于是我们在床铺上坐的坐,躺的躺,话题一下子就拉开了。
这里的情况也够困难的,山下自己的队伍一撤走,四面都是敌人,群众关系也断了。现在剩下的粮食(一些米)和药品(盐水和猪油)也不多了。今后的生活怎么办?一句话就靠我们的一个脑袋两只手了。
“一定会有办法,我们有三四十个脑袋,和比脑袋还多一倍的手呢!”郭猛同志眯着两只眼睛鼓励大家说。
困难来了
我们到医院已经有八天了,医院的生活倒过的挺愉快。一天两餐稀粥,勉强可以饱肚。盐水猪油尽管擦在伤口上怪痛,可也慢慢见好,大家看看自己的伤口慢慢好起来,都很高兴,成天呆在洞里说说笑笑,除了我们原有七个外,我又认识了大个子、小马、小方。
大个子伤最重,头上给子弹打伤了,整天躺在床上不能动弹,吃饭也要人喂。最糟的是,他伤口上涂了猪油也不见好转。不过他人倒挺乐观,不但相信自己能好,还在暗暗盘算着今后怎样为党干一番工作呢。他伤虽重,从不叫痛,爱躺着与人说笑,他说将来结了婚,生两个儿子,都叫他们当兵,狠狠地揍蒋介石这帮小子。他爱吸烟,同志们都愿意义务给他到外面弄树叶卷纸烟,每当别人把点着了的用树叶卷的纸烟放到他嘴里时,他总是笑呵呵地说:“这烟可就是好,不比城里来的差。”大个子这样乐观,别的伤员也很乐观,大家谁也不觉得这里苦,还自己编歌唱,讲故事,说笑话,有时一人讲,逗得全洞子都是笑声。
这天。太阳西斜了,大家忙着准备吃饭,小喝拿着小碗站在洞口,想替大个子捞碗稠一点的。我端着破洋瓷碗,拿着用树枝削的筷子坐在床上,可是等了好久,老不见工作人员端盆子进来,大家都在纳闷。
“来了!”突然,小贺站在洞口高兴地喊起来。
站在洞里的小马当他是骗人,想上前去揍他,刚走上去,果然有人来了。
可今天不同工作人员不是三个,而是一个,他蹲着一只盆子,后面跟着郭指导员。一盆饭够谁吃,洞子里40多个人哩,我猜想一定出了什么事,但从指导员脸上看不出什么,他还是笑呵呵的。
“大家等急了吧?”他没有走进洞子就是我们说着。
谁也没有回答他,都用探求的眼光,想在指导员脸上找到什么答案。
“是啊,太阳都下山了,开饭的时间早过了。”指导员边说边走到中央,“可是,同志们。”他用目光向大家环视一番,“我们料想的困难真的来了——我们的粮食没有了。现在只剩这么一盆稀饭,大家将就些,一人喝一口。明天我们再想办法,吃吧!”
指导员说完,又从工作作人员手里接过脸盆,脸盆里的稀饭正冒着热气,不知怎的,今天闻到这味好像特别香似的。屋子里一阵沉默,有的干脆把碗放下。
“指导员,这盆稀饭我们不能喝!”突然有人说一句。
我朝左角看去,是方排长,这个小伙子长得挺秀气,不管什么事,只要心里想到,嘴里立即说出来,这一点大家都尊敬他。他走前两步说:“指导员,我建议把稀饭留给大个子,他们四个重伤员喝。”
“对!方排长说的对!”“这样对”大家齐声赞同。
“不”突然又响起来一个嘶哑的声音,大个子正用手撑在床上努力爬起来,一个同志赶快跑过去扶住他,他吃力地喘着气,眼圈已经湿润了。“指导员,不,不能这样,应该大家吃,同甘共苦,要活活在一起,要死死一道!”
洞子里。又是一阵沉默。指导员急忙走过去,用手扶着他颤抖的身子。

“你歇歇,快躺下!”停了一会儿,指导员又侧过头来说:“同志们说得对,稀饭应该留给重伤员吃,我们再想办法,相信我们会找到东西吃的。”
于是围在一起的伤员都散开了,大家放下碗,躺在自己的床铺上,一盆稀饭放在石洞中央的石板上冒热气。
“同志们,来,我们唱个歌!”我站起来跑到中间,于是大家张开口:
红军战士英雄汉,
打土豪,闹革命。
分田地.......
歌声在这座小小的山洞里回荡着,大家唱了一个又一个,连大个子也躺在床上吃力地跟着唱。
晚上,大家该睡了,可谁睡得着呢?我听到隔壁床上小贺在不停的翻身(床上垫的全是树叶子)。
这只小鬼只有14岁,年纪这么小........我想到这儿,心里有些难受。于是我问:
“小贺,没睡着?”
“嗯,班长。”声音沙哑,像是在哭。
“你在哭?”我吃惊地问。
“不!”他马上大声的否定说。
“饿吧?”我知道他年纪虽小,性格却很倔强。
“也不!你能受,我也能受。”
“好样的!”我不由得从心里赞许他。
洞口射进来一丝月光,我摸着放在床头上的一碗冷水,喝了一口,翻个身,让正咕噜咕噜叫着的肚子压在身体下面,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一张牛皮
粮食完了,我们总算找到一样可吃的东西——山上的苦菜。
这种苦菜名不虚传,真是苦极了,连着在水里煮了好几遍,还是有苦味,又没有盐放(盐是我们宝贵的药品,就是用来当药的盐也剩下不多了)。更没有油,吃下去肚子怪难受,越吃它脸色越黄。怎么办,天又下着雪。支部连夜召开了支委会,支委们想了很多办法,会上决定由李事务员带领一个工作人员下山冒险找粮食。
天上下着大雪,冷风刺骨。指导员和我们到洞口送他们。 “ 你们一定要找点什么回来,几十双眼睛在望着你们啊!” 郭猛同志代表我们说出了心里话。
这一夜,大家又睡不着,心里老惦记着派出去的那两位同志,都希望他们能带点回来吃的。天刚破晓,我们就都起来了,大家不约而同地聚集在一起,向山下望去。
时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过去了,大家焦急地望着,可总不见他们回来,真是眼都要望穿了。
“指导员,你看!”方排长突然叫起来。
大家都往方排长指的那个方向望去,只见远远的田埂上蠕动着两个黑点,可大家再仔细看看,又有点失望。
“怎么好像没有背东西!”我先看到就忍不住大声嚷起来。
“是啊,肩上没有扛什么。”大家七嘴八舌的讲起来,可是眼睛还是直楞楞的望着远处的两个黑点,总是希望他们带回来点什么回来。
“指导员,你看他们腰里好像是绑着什么哩!”小贺先是看见李事务员腰里有东西。
于是大家又都把视线投向李事务员腰里缠着的那个东西上,慢慢的他们越走越近了。现在连颜色也看得清清楚楚了,是黑的。

“黑的,什么东西,准是好吃的。”
小马高兴的跳起来,说实在的,大家饿了一天了,一点儿东西也没有下肚,真想吃点东西。大家目不转睛的看着前边,只见他们越走越近,越近爬得也越快。一会儿事务员腰里夹着的那件东西终于看得清楚了,原来是一张什么皮。
“同志们,粮食!”李事务员刚爬进我们,就飞也似的跑过来兴奋地叫着:“指导员,牛皮。可以吃的.....”。
他吃力喘着气,脸上直冒汗,脸孔像涂了一层黄蜡,一猛冲,他跌倒了,昏过去了,指导员赶忙扶起他,他迷迷糊糊的靠在指导员身上,睁开眼睛用微弱的声音说:
“指导员,我头晕,要躺......躺一下。”
不用说,他是疲劳过度了。
“小马把他扶到床上,牛皮马上来吃!”
指导员命令着,于是扶李事务员进去了,留下的人七手八脚地拾掇起牛皮来。
有了牛皮,大家情绪又高了,小贺还特地跑到大个子那里去报喜,让大个子也高兴高兴。
牛皮要用水泡毛,毛又难拔,30多个人整整拔了大半天。尽管这样,大家还是很快乐。有的说,今天该是个好日子——会餐,有的说今天是个开荤节。牛毛扒光,牛皮被切成许多小块,放到锅里烧时,香气充满了山洞,大家闻到香味,肚子似乎更觉得饿了。
好容易盼到天黑才烧熟,为了使大家明天不挨饿,决定留下一半,其余的一人盛一碗,味道不错,因为煮得透了,牛皮熬成了软膏,吃到嘴里挺粘口,小贺又闹开了,他把粘膏沾在嘴边,又缀上几根牛毛,装老头,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大个子死了
牛皮吃完后,其它东西还没有找到,老天像有意为难我们似的,一股劲的下雪,派人下去几次。什么粮食也没找到,最严重的是,连盐水也没有,大家的伤势越来越糟,伤口化脓的越来越多,加上没有营养补充,大家都瘦得不像样了。
伤员里数大个子最糟,从两天前开始,蒙着头昏昏迷迷的睡着,头上的伤口肿得像胡桃那样大,他白天不哼,晚上别人都睡了,他才敢偷偷的哼几声。可怎么办呢?天又冷。工作人员把最后的一点猪油擦在毛巾上给他敷上,还是不顶用,大家守着他暗暗的难过。
“彭班长帮我卷支烟。”晚上我刚要上床的时候,他突然招呼我说给他卷了一支。点上火递给他,只见他手抖得厉害。
“怎么啦,你好像.......”
“没什么,好冷啊,手软的不行。”他费好大劲才说完这些话。声音低得只有我一个人能听到,说完他又示意我让我快去睡觉。
半夜,我听到他在哼哼,坐起来问他还,他还是回答没什么。
天已亮。平时,小贺最爱和大个子闹着玩,今天他和平常一样。
“大个儿,大个儿,醒来吧,还蒙着被单(那是我们没有棉被)。”
“大个子,我帮你掀被单啦!”小贺边说边掀起被单。”“啊!班长!”小贺转过身来拉我。
“他死了!”一股热泪从我眼中涌出来,于是周围的人都默默地走过来,指导员也来了,这个倔强的人也为大个子流下了两行悲伤的泪。
“同志们,不要难过。要懂得,要记住大个子是怎么死的!”指导员抹去脸上的泪水。
同志们默默地用被单包起了大个子,四人抬着他走出了洞子。
洞外风一阵紧一阵,雪下个不停。雪花飘荡在人们的脸上,手上,身上。尽管很冷很冷,可是谁也没有感到冷,心里都像有一把无名的火在燃烧。四个人迎着风雪,抬着大个子,后面的人自动的排成一条线,持棍子的互相搀着的,能走的,能爬的都来了,大家含着眼泪送别自己的战友。

大家用手指挖开积雪,扒松土块,谁也没有说一句话,整整一个多小时。才把大个子埋了。指导员砍来一段树干削成木板,用刀子刻上“光荣战士”四个字插在大个子墓前。
“同志们,要把大个子怎么死的,记在我们心里。告诉我们后代,我们这几十个同志就像党燃烧在这高山上的一支革命火苗,大个子虽然死了,但我们这只火苗绝不能熄灭,我们要越烧越旺,直到烧成熊熊火海。”
大家静静的听着指导员讲的话,悲伤顿时化成了怒火,周身的血液在沸腾,仿佛真的就要燃烧起来了........
下山
九龙山上我们住不下去了。大个子死后几天,我们搬了家,踏着积雪搬到通连九龙山数十里的武功山上,那里有野菜,树皮,竹笋子。
总算又熬过了一个时期,在那里,我们学会了煮树皮吃,伤员中留着的皮带也吃光了。
初春的一个早晨,天气晴朗。指导员召集我们开会,大家面向太阳,坐在树林中,指导员开口就问我们:
“同志们,怎么样?”
场上,谁都不说话,大家互相看看,停了一下,有个同志回答说:“很好!”
“我们的生活很好吗?不!很艰苦,应该说很苦,那么你们为什么要把苦说成不苦呢?”指导员又问。
大家一阵沉默,谁也觉得一时无法回答好指导员的这个问题。还是小贺,他一边绑着绷带,一边从地上站起来说:
“因为我们是红军!”
“对!对!我们是红军。”指导员激动地举起拳头,停了一下。指导员宣布了支部的决议。他说:“现在我们再也不能在山上待下去了,我们要下山,支部决定组织一支武装,我们还有五六支枪。就依靠这五六支枪去开辟新地区,去筹款解决吃的问题,去打击那些逼我们上山的敌人。
“对,我们下山!”山谷里响起了吼声。
我们的队伍就这样组织起来了,为不影响战斗和行动,指导员决定把重伤员留在原地修养,等我们完成了任务后再回来相聚。

离别时,出发的同志们流下了眼泪,大家为留下的同志没有东西吃,没有房子住,没有药品治疗而难过。但留下的重伤员没有流泪,对我们说:“一定等到你们回来。”大家情绪很激动,指导员忽然想起来了还有几根皮带,就留下来,对重伤员说:
“这几根皮带,你们煮煮吃吧。要在万不得已时吃,一定要等我们回来!”
我们30几个伤员,在指导员的带领下下山了。此后,我们靠着顽强的斗争意志,不断取得胜利,并且终于把山上同志也接回来了,就这样我们把一个医院改编为一个连队,叫做一支队三连。
后来,在谭余保等同志的领导下,我们和湘赣游击队其他兄弟连队一道,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直到1938年2月下山,改编为新四军一支队二团一营,同志们都说,我们这只火苗终于经受了狂风暴雨的袭击,汇入了抗日战争的熊熊火海。

〖作者简介〗姚威,男,汉族,1982年4月出生,共产党员,现任萍乡市水利水电勘察设计院党支部书记,副院长。
——★广而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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