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我在县教师进修学校化学班学习結业后，村八年制撤销了，我被分配到车圈中学教化学。这所中学也是刚从八年制升格的，暑假中只是新盖了三间教室而已，根本就没有做化学实验的条件。而课本上有些知识云遮雾罩，不做实验很难用语言讲清。当时只有县上几所高中具备做实验的条件。这里有我进修时的化学老师，课余时间我便骑自行车就去借——说是借，却是有借无还。做实验时本身就消耗了，我那穷学校从未买过实验用的器材、化学药品，拿啥去还呢？李老师知道是这个样子的，就穿着大衣或者是做实验时的长罩衣进入实验室，把温度计，烧柸，酒精灯等用具和镁带、碘化银、金属钠、高猛酸钾等化学药品装进衣裳口袋里拿出来交给我。这样做，长此一往显然是不可行的。好在还有几个学校化学教师是我过去初中或高中的老师，我轮换着去“借”，做完了课本上所有的实验。

      就在这一学年上半学期期中考试时，有一道关于物质溶解度的计算题，三个班几个学习好的学生却解错了，这引起我的注意。这道属于中等难度的应用题，这几个学生本不该错（事实上他们后来都考入重点大学）。阅卷结束后，我回过头来，仔细翻阅了他们的解题过程，发现他们一人一个思路，并切都比我的解法新颖独到。但他们的计算结果五花八门，与标准答案对不上。我顺着他们的解题思路，一路摸索过去，终于找到他们出错的症结所在，纠正过来，计算下去，殊途同归，答案惟一。就这样，我把他们的思路和解法一一进行了纠正，总结成《一道化学试题的七种解法》讲义，在期中考试题讲解中，在全年级三个班，分别用三节课进行了解析。学校还组织毕业班各科教师进行观摩。文教局征集教学论文时，我就将讲义改写为论文递交了上去。

     没想到，《一道化学试题的七种解法》刊载于《教学与研究》通讯上。第二学期开学后一周，校长通知我去教研室开会。去了后我才知道，因为有这篇文章，我成为县教学研究会化学学会的会员。学会开会时，遇见我过去的老师，他们都操心我的公职问题，鼓励我考学，劝我业余时间多看书，少写这写那；我感谢老师对我前途命运的担忧。但我一站在讲台，只知道自己是教师；一拿起笔来，就忘记了自己的民办身份，就想写写自己的经历和感悟。

    老师真是对我太好了，尤其是李夷老师，他知识渊博，诲人不倦；凡是我请教到的问题，他都讲得清清楚楚。李老师原来是国家地质研究所副研究员。改革开放后国家让科技人员归队，他归队的申请逐级申报到国家科委后，杭州地质研究所发来商调函，后附一本日文资料要他翻译。他用课余时间翻译完正文部分，只剩下后面的几页英文说明书没有完成。他又着手一边补习英文，一边翻译。1981年5月份，得知李老师病倒了，我急忙去县医院看望。只见他躺在病榻上，胳膊上挂着吊瓶，手上还拿着日英文对照字典在看。6月份，待到杭州地质研究所的正式调令下来时，李老师已经去世几天了。7月份，我们考师范时，作文题目是《记一位我过去的老师》，李老师的音容笑貌萦绕眼前，指导帮助我工作的往事历历在目，抑制不住的泪水潸然而下，在泪眼婆娑中我一气呵成，洋洋洒洒两大页，言尤未尽，作文几乎得了满分。

    1983年7月，我从武功师范毕业，从此有了正式工作，但却失去了继续教化学的机会，沒有了固定的专业。一度时期，写材料成为我的职责，但写过的文章大多成为过眼烟云；只有40年前的这篇化学教学论文和考场作文，却一直铭刻在心底。几年民教生涯的点点滴滴，融入我生命的血液，成为挥之不去的永久性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