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姜创《大雨将至》
制作：世界诗歌联合总会总编辑部
马悦然（Goran Malmqvist，1924.6.6～2019.10.17），著名汉学家、瑞典汉学研究者，翻译家。毕业于斯德哥尔摩大学，高本汉的学生。历任斯德哥尔摩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中文系汉学教授和系主任，瑞典文学院院士和欧洲汉学协会会长。现任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荣休讲座教授、诺贝尔文学奖十八位终身评委之一。
最先将中国的古典名著《水浒传》、《西游记》译为瑞典文，并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诗经》、《论语》、《孟子》、《史记》、《礼记》、《尚书》、《庄子》、《荀子》等先秦诸子的著作。他还翻译了辛弃疾的大部分诗词，组织编写了《中国文学手册：1900～1949》。他对中国古代典籍的译注和评介几乎遍及中国整个古代的各个时期和所有的文类。
当地时间2019年10月17日，马悦然去世，享年95岁。
马悦然与中国的缘分颇深。早在1948年，大学毕业后的马悦然，就曾经来到中国四川，进行方言调查。此外，马悦然的两任妻子均为中国人，他的第一任夫人陈宁祖来自四川省，1996年因病辞世，第二任夫人陈文芬为台湾媒体人。
马悦然把大量中国古代、现代和当代的文学作品介绍到国外，在中瑞文化交流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他曾将《水浒传》、《西游记》译为瑞典文，并向西方介绍了《诗经》、《论语》、《孟子》、《史记》、《礼记》《尚书》、《庄子》、《荀子》等先秦诸子的著作，翻译了辛弃疾的大部分诗词，并组织编写了《中国文学手册：1900-1949》。除此以外，马悦然还翻译了鲁迅、沈从文、老舍等当代中文作品，他一生致力于提升中国文学在国际上的地位，是当代西方汉学界的领袖人物之一。
马悦然的主要作品
1. 著作
《另一种乡愁》
《俳句一百首》
《二十世纪台湾诗选》
《中国西部语音研究》
《中国文学手册1900-1949》
《现代中国文学及其社会背景》
2. 译作
《毛泽东诗词全集》
《西游记》
《水浒传》
《中国八十年代诗选》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
老舍的短篇小说《普通病房》
沈从文的《边城》《从文自传》
张贤亮《绿化树》
李锐的短篇小说集《厚土》，长篇小说《旧址》
台湾诗人商禽的《冰冻的火炬》
高行健的小说戏剧集以及长篇小说《灵山》
北岛和顾城的诗选《海岸与被宠坏的孩子》
3. 论文
《论〈左传〉中“其”字的不同功用和意义》
《〈西游记〉中疑问句结构的责任形式》
《西部官话语音研究》
《论先汉及汉代文本中“嫌”字的语义》
《四川方言造句结构的限制形式》
《中国现代派诗歌的诞生》
人物经历
早年经历
1924年，出生于瑞典的南部。
1946年，去乌普萨拉大学，马悦然颇读东方古哲学著作。《道德经》虽生其烈志，又使之大惑，请教高本汉。后转入斯德哥尔摩大学，从高本汉学习古语及先秦文学。
1948年，获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奖学金，赴华方言调查。以高本汉早治在中国北方而未得一探南音统，便至四川调查。自上海至重庆、成都，其仅以两月便粗略学西南方言。后峨眉山下的报国寺内作了八个月的方言调查。
1949年，赴中国西北，过塔尔寺，拜见活佛班禅额尔德尼。回川后，马悦然在川北事之两年，就地收了重庆、成都、峨嵋、乐山等地的方言。归瑞典后，以此资料为基成硕士论文。
1951年，获汉学博士学位。
研究经历
1952年，还乌普萨拉大学语言学系，授汉语和中国文学。
1953年到1955年，任教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后到瑞典外交部工作。
1956年至1958年，任驻华使馆文化参赞，在华数年之识许多中国朋友，与著作老舍深结之交。
1958年至1964年，离华回国，受被聘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高级中文讲师，后晋升为汉学教授和东方语言系主任。
1965年，高本汉仕，时归于瑞典，用之于英伦与澳洲取之学治验，创斯德哥尔摩大学汉学系。言皇家图书馆、斯德哥尔摩大学图书馆和远东考古博物馆之文书集，立专门之东亚图书馆以促进瑞典的汉学教学研究。
1966年至1969年，先后任斯德哥尔摩大学语言系主任、瑞典文学、历史和文物研究院副院长。着《论汉代以前和汉代文献中词素“嫌”的意义》一文，登载在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9本。
1967至1977年，任亚洲学院院长。
1978年，获瑞典国王奖，表彰其在汉学之成与传华文之功。
1980年9月，于苏黎世第二十七届欧洲中国学家大会上，做《论“其”在〈左传〉中的作用和意义》的报告。
1986年，译《中国八十年代诗选》，其该北岛、顾城、江河、杨炼、严力等之作。另以其力生许多瑞典诗人之作亦续译为中文。
1988年，任欧洲汉学协会会长。
1984年，当选为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荣誉院士。
1985年，获选入瑞典学院，为院中唯一的汉学家院士，此一身职拥诺贝尔奖投票权。
20世纪90年代，先后在英国、澳大利亚、瑞典等地从事中国语言、文学教学工作。后期历任斯德哥尔摩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中文系汉学教授和系主任与欧洲汉学协会会长。
1990年6月，教授位仕，后仍有事于中国文学的译介和中瑞文化交流工作。
1998年，获颁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诺奖终身评委马悦然去世 前后两位妻子均是中国人
北京时间10月18日晚，在瑞典学院官网上一则消息显示：著名汉学家、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十八位终身评委之一马悦然去世，享年95岁。
在18日上午，就传来马悦然去世的传闻。其中一个来源便是四川作家谭楷先生。谭先生告诉封面新闻记者，他从马悦然曾经为其书作序的四川人赵久安先生获悉马悦然去世消息。
上世纪四十年代，瑞典人马悦然借居成都陈行可教授家，陈家和赵家是邻居。后来，马悦然娶陈家二女儿宁祖为妻。在书中，赵久安称马悦然为“马二哥”。
之后，封面新闻联系到瑞典另外一位汉学家、翻译家陈安娜女士（曾经翻译莫言、余华、韩少功的作品），她表示自己只知道，马教授“这几年身体不好。但最近的情况不太清楚。”
然而，晚上8点43，封面新闻记者收到了陈安娜女士的微信：“马教授确实走了。”她告诉记者，她看到了瑞典学院发布的新闻。
马悦然（Goran Malmqvist），1924年生于瑞典南方。1946年入斯德哥尔摩大学，跟随著名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学习古代汉语和中国音韵学。1975年当选瑞典皇家人文科学院院士，1985年当选为瑞典学院院士。
马悦然对汉语学习有着很高的天分。他跟随汉学家高本汉学了两年中文后，便能够阅读《左传》《庄子》《诗经》。
在很长时间内，马悦然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中惟一懂得并且精通中文的评委。他与中国有着深厚的不解之缘。1948年，大学毕业后的马悦然，来到中国四川做方言调查。他还特别到峨眉山研究中国方言语音。也正因为有这段经历，使他结识了房东的女儿、四川女孩陈宁祖。1996年陈宁祖去世，两人携手走过46年光阴，是一个浪漫传奇的爱情故事。
马悦然曾把大量中国古代、现代和当代的文学作品介绍到国外。比如他将中国的古典名著《水浒传》、《西游记》译为瑞典文，并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诗经》、《论语》、《孟子》、《史记》、《礼记》《尚书》、《庄子》、《荀子》等先秦诸子的著作。他还翻译了辛弃疾的大部分诗词，组织编写了《中国文学手册：1900～1949》。他对中国古代典籍的译注和评介几乎遍及中国整个古代的各个时期和所有的文类。
马悦然向西方社会推荐了不少中国作家。比如他非常欣赏中国作家沈从文。1988年，瑞典学院原本要将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沈从文，因为沈的去世而作罢。有资料叙及：“迷恋沈从文作品的马悦然无数次试图说服瑞典学院破例把诺奖授予死去的人，在最后一轮近乎疯狂的劝说无效之后，64岁的他哭着走出了会场。”在马悦然眼中，沈从文笔下的人物与风物有着与唐宋诗歌相似的品格，而经典的《边城》“是最早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概念写的小说。”马悦然还曾将中国山西作家李锐多部作品翻译为瑞典文，还曾亲自到李锐插队的小山庄。他就住在李锐插队那家农民的窑洞里，感觉很好。他还掏钱请全村老少打牙祭，整个村子比过年还热闹。他还在那里发现了一位当警察的作家曹乃谦。
首任妻子是成都女孩 共度46年人生岁月
马悦然不仅对中国文化感情深厚，他的婚姻也与中国有缘。他前后两位妻子都是中国人。第一位妻子还是一位成都女孩。1948年，来到四川研究汉语方言的马悦然，居住在文庙后街一座叫“可庄”的公馆里。马悦然还从成都出发到达峨眉做方言调查。峨眉山让马悦然终生难忘，虽然在这里只生活了半年，他却将此地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离开峨眉山30年后，1978年，当马悦然再次来到峨眉时，当年给他拉过黄包车的一位农夫仍然记得他，而他也一眼认出了那位脚穿槽眼儿布鞋的农夫。
1949年秋，马悦然离开峨眉山来到成都华西坝，跟随华西协合大学的闻宥教授进修汉语。他和另一位汉学家西门华德的儿子西门华租赁教育家陈行可先生家的住房居住。陈先生家中有两位如花似玉的千金待字闺中。其中18岁的陈宁祖，是二女儿。陈宁祖的父母邀请马悦然给陈宁祖补习英文。两人产生了爱情。1950年9月24日，马悦然与成都女孩陈宁祖在香港道凤山教堂举行了传统瑞典式婚礼。1996年11月，陈宁祖病逝于瑞典斯德哥尔摩。
第二任妻子是中国台湾人 谱写“忘年恋”
马悦然的第二任妻子为中国台湾媒体人陈文芬，两人1998年初识于台湾，此后两人“秘恋”多年，2005年在山西宣布婚讯。马悦然与陈文芬（出生于1967年）相差43岁，这段备受文化界关注的婚姻，却让他们保持得十分低调。
陈文芬与马悦然
陈文芬说，1998年马悦然到中国台湾访问，有一回，在一群媒体人的饭局上，马悦然在闲聊间提起对布袋戏的兴趣，饭桌上七嘴八舌，其他人忽略了马悦然的提议，而陈文芬不仅留意到了，而且后来还充当导游，带着马悦然到台湾新庄戏馆巷看台湾历史悠久的布袋戏团“小西园剧团”的演出。
那一次结伴看布袋戏，使两人有了个美好的开始。马悦然对小西园的布袋戏演出十分欣赏，认为其演出仍保留传统泉州布袋戏的余风，他后来还居间安排小西园到瑞典演出。那次之后，马悦然又有机会再到台湾时，陈文芬再次陪同他到小西园看布袋演出，两人开始真正交往。陈文芬说，从那时开始，一直到结婚之前五六年，两人往来电子邮件2000多封，在信件来往中了解彼此的生活和想法。陈文芬说，她和马悦然的关系可说是“文字因缘骨肉亲”，那是一种心灵上的沟通，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戏剧化。夫妻两人曾以“南坡居士”、“台湾小妖”的名字合写过一本微型小说，书名叫《我的金鱼会唱莫扎特》，一半是写瑞典生活，一半是写马悦然神游幻想辛弃疾和李清照跟他喝酒。据说该书是受莫言《小说九段》的启发，莫言也为这对跨国夫妻的爱情之书写了序。
马悦然：诺奖不是世界冠军 没那么重要
香港中文大学沈祖尧校长（左）代表港中大赠送马悦然印有中大校训“博文约礼”的中国折扇
“诺贝尔文学奖是北欧几个小国的18个评委评出来的一个奖项，它不是世界冠军，没那么重要。”“如果我有权力推荐中国古代诗人参评诺贝尔文学奖，我会选择辛弃疾。”3月3日，瑞典文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马悦然教授现身香港中文大学举办讲座《略谈唐代的通俗诗歌》，并发表对诺奖的看法。这是港中大举行的首届饶宗颐访问学人讲座，港中大中国语言及文学系荣休教授、中国文化研究所名誉顾问饶宗颐教授亲临讲座的开幕仪式。遗憾《唐诗三百首》中无六言诗
在当天的讲座中，90岁的马悦然教授精神矍铄，操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以抑扬顿挫的语调，用中英双文为现场观众朗诵了多首唐代通俗诗歌。而他的太太陈文芬女士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为其播放演讲PPT。马悦然教授现场朗诵王建的《江南三台》：“扬州桥边小妇/长干市里商人/三年不得消息/各自拜鬼求神。”“树头花开花落/道上人去人来/朝愁暮愁及老/百年几度三台？”“青草湖边草色/飞猿岭上猴声/万里三湘客到/有风有雨人行。”这三首诗生动有趣，极具画面感，马悦然教授充满感情的朗诵，让全场观众陶醉其中。有意思的是，他还刻意将上述诗歌中的一首做了改动，“青草湖边青草色/飞猿岭上飞猿声/万里三湘客未到/有风有雨少人行。”马悦然笑道：“我希望王建的在天之灵原谅我这个多管闲事的外国老头子。”他的幽默令听众捧腹。“有人认为六言诗的节奏显得太单调，太呆板，也认为六言诗缺乏音乐美，是不适合朗诵的诗体。我自己完全不同意这个看法，我认为六言诗具有五言诗与七言诗很少有的一种绘画美与建筑美。”正因为如此，马悦然教授称，《唐诗三百首》一首六言诗都未选入，这非常遗憾。
马悦然教授谈到1969年发现的《十二月三台词》的唐代抄本，并称其可能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六言律诗。马悦然也谈到唐代非主流的诗人的《十二月歌》与唐代所谓《三台诗》的不同格律和六言绝句的发展。饶宗颐教授曾在《敦煌曲》的引论里谈及唐代的诗与词的界限尚未分明，马教授亦在演讲中提出资料证明这个看法的正确性。
希望“推荐”辛弃疾参评诺奖
在讲座之后的访问环节，现场一位古代文学研究者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假如诺贝尔文学奖对中国古代诗人开放提名，您会推荐中国的通俗诗歌作者还是其他诗人？”对此，马悦然教授坦言：“如果我有权力推荐中国古代诗人参评诺贝尔文学奖，我会选择辛弃疾。”
马悦然教授指出，辛弃疾是南宋最大的词人，他运用语言的技巧“好得不得了”。他说：“我非常喜欢他的《沁园春》，他总共写了13首《沁园春》，每一首都非常好。如果辛弃疾活在我们这个时代，他一定会得诺贝尔文学奖。”马悦然坦言，虽然很喜欢李白和杜甫，但并不是因为他们全部的诗作有多优秀，而是因为他们的一些句子已经达到最好诗人的水平。
不过，马教授指出，文学欣赏是很主观的事情，并没有太多的客观标准。此前曾有人问过他，什么是好的中国文学，他说：“我喜欢的中国文学，就是好的中国文学。”
拒答村上落选诺奖原因
201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出炉之前，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获奖的呼声非常高，但最终被加拿大的著名作家门罗夺得，村上春树与诺奖擦肩而过，被媒体笑称“酱油王”与“陪跑王”。晶报记者就此问马悦然教授有关村上落选的原因以及村上与诺奖的距离有多远的问题，马教授的回答非常审慎，他说：“这个问题你可以问，但我不能回答。”引得现场一片会心的笑声。
当晶报记者问马教授，在当代中国的作家中，哪一位作家最具“诺奖相”时，马悦然笑言：“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不是世界冠军，它只是北欧几个小国的18个评委中，多数人认为这个获奖的作家的作品是好的。所以，这只是18个人的判断，不要把它看得太重要”。对马教授的态度，现场观众用热烈的掌声表示赞同。
曾获港中大荣誉文学博士
马悦然是国际知名的瑞典籍汉学家，是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中唯一精通中文的评委。他在1946年于斯德哥尔摩大学跟随汉学大师高本汉教授研习古汉语及中国音韵学，并获得博士学位。往后60多年，马悦然教授一直致力于汉学研究，并于欧洲及澳洲多所著名大学教授中文及文学翻译。马教授热爱中国文化，一直专注于研究中国历史及中国文学，成绩超卓，历年来共翻译了超过三十册及二百多篇有关古代、中古、近代及现代的中国文学作品，致力于促进瑞典及西方社会与中国的文化学术交流，贡献良多。
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香港中文大学颁授荣誉文学博士予马悦然教授。马教授与中大的关系密切，为翻译系《翻译学报》及中国文化研究所翻译研究中心的著名汉英翻译杂志《译丛》顾问委员会委员，又曾于1990年10月至1991年4月出任《译丛》访问学人。多年来，马教授对中大翻译系及翻译研究中心的发展和学术工作提供了许多的专业意见。
人物轶事
论沈从文
马悦然不止一次说过：“如果沈从文1988年没有去世，他肯定获诺奖。”
马悦然：要是说中国作家得奖，沈从文头一个就是，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作家就是他，头一个可以获奖的。你不同意我的看法吗？虽然沈从文到1950年代就不写作了，他1949年放弃写作之后，埋头于文物研究，1949年到1978年在历史博物馆当讲解员，1978年到1987年在研究所做研究工作。我觉得他写的那部《中国历代服饰研究》是一部非常有刺激性的长篇小说，最精彩的一部长篇小说。沈从文没有文学家的自负清高，因为他是一个土包子，一个乡巴佬，他懂得下层人民的疾苦，懂得历史上人民生活的疾苦，所以他会写《边城》、《长河》那样伟大的小说。他即使不写小说，写服饰研究也很出色，你可能没读过他的《中国历代服饰研究》，非常漂亮，很多专门做服饰考古的学者没有人能写出他那样出色的书。在中国，要得诺贝尔文学奖，除了沈从文，有谁能得呢？
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去世，马悦然回忆道：“当时是龙应台先问我，你知道沈从文去世了吗？我说没听说，就给在瑞典的中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打了个电话，说你能不能告诉我沈从文是不是去世了？他说，谁？我说沈从文。他又说，谁？我马上就挂了！他是文化参赞，却没听说过沈从文这个名字，我非常生气！当时我在（瑞典）学院开会，那时是主席，会议结束前我就敲桌子（主席有个议事锤），敲得很大声，报告给大家说，沈从文去世了。”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中，只有马悦然懂汉语，他也对中国作家情有独钟。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就要颁给沈从文了，却听到了沈从文的死讯。视沈从文为偶像的马悦然试图说服其他评委破例把奖授予死去的人，在多次劝说无效后，64岁的马悦然哭着走出了会议室。
论高行健
马悦然是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的瑞典文翻译者，正是因为马悦然既是翻译者又是评委，所以当高行健获奖时，马悦然一度受到强烈质疑和批评。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的十天前，高行健将他作品瑞典版的出版商，从Forum换成了Atlantis。Atlantis出版社恰恰是马悦然一位朋友的，有媒体猜测他这样做会不会是马悦然事先走漏了得奖的结果。但高行健否认他知道结果，他表示：“我根本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被列入考虑名单，太意外了。”美国《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可疑的幕后操纵令诺奖蒙羞》抨击马悦然，德国文化部长诺曼也公开指责马悦然给瑞典文学院的名誉带来了沉重打击。马悦然说：“我86年就开始翻译高行健的作品，差不多他所有的短篇小说，两个长篇小说，18个戏剧中的14部，我都翻成瑞典文。我不管别人对高行健的评价，我有我自己的评价。”
论莫言
马悦然并非莫言作品的翻译者，但马悦然一直认为莫言是最有可能获诺奖的中国作家之一，除了莫言，他还非常推崇北岛、李锐、曹乃谦。
关于莫言，马悦然说：“我头一次跟莫言见面是在香港中文大学，我在那儿当了一学期客座教授。有天莫言来了，我们花了几个小时谈话，第二天他又回去了，因为要分房子，我觉得非常奇怪。后来听说没有分到。第二次是在台北，他跟9个作家（陈文芬补充：有苏童、余华、丛维熙、张炜、陈丹燕、池莉等），在台北住了几天。有天他们晚上出去看热闹，莫言不想去，跟我在饭店里喝威士忌。第三次是2005年他参加（北京）斯特林堡戏剧节，那天来的中国作家有李锐、余华和莫言等，我们没多少机会见面，但常常通信。”
中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这个结果，绝对让大多数国人既惊喜又意外。诺贝尔文学奖长期被欧美作家“霸占”，中国作家获奖几乎被认为是奢望。但是，瑞典文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通过电子邮件向成都商报记者表示，“对你们的意外很意外，人家莫言的译本已经这么多了。”马悦然表示，中国作家应该更自信，挖掘更多自己的内在力量，而不应太看重国外的标准。此外，好的作品遇到好的翻译也很重要。包括阿来、余华、杨红樱等中国作家的作品不断在欧美推出多语种版本，此次莫言获奖，显示出中国文化对外的影响逐渐增大的趋势。
社会评价
作为当代西方汉学界的领袖人物之一，马悦然不仅在文学作品翻译和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而且在中瑞文化交流的社会活动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马悦然教授对中国文化有浓厚兴趣，正是他真正把欧洲的汉学研究领域从考古学、语言学扩展到文学，并把中国古代和现当代文学作品大量介绍到欧洲。
马悦然教授在汉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从古汉语语法和音韵分析到四川方言调查，从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到当代朦胧诗的译介，他的学术研究涉猎了中国语言学与中国文学的众多领域，他不仅继承了西方汉学前辈审慎严谨的治学方法，并且改变了瑞典乃至欧洲汉学研究独尊先秦的学术传统，带头将欧洲的汉学研究重点拓展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和社会文化领域，把学术研究与促进国际间，特别是中瑞两国之间学术文化交流的具体活动结合起来，使当代汉学研究在西方世界得到了光大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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