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狮方醒 38

文/三木秉凤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及天下为公，这是中华民族政治精英的历史胸怀，也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国际胸怀。百年以来，中国历史因为三位伟大人物而改写，他们是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推翻了两千多年“家天下”封建专制，提出“三民主义”并建立了中华民国，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政党领导中国的先例；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代表半封建、半殖民地、半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了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1911年大清王朝的封建政权灭亡到中华民国官僚资本主义政权的诞生，一直到工农联盟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权成立，前后仅仅用了三十八年。孙中山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官僚资本主义社会和毛泽东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都是政党领导中国的政治体制与中华文明的一次结合。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在于大大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社会飞速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势在于集中力量解决重大问题，对于两种制度中体现的优劣之处，邓小平洞若观火，他在不改变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情况下，对中国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及集体所有制企业进行了资本股份制改造，并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保持国家政治现状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将经济基础的资本主义与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巧妙而完美地结合起来，逐渐构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并存发展，中国资本与外国资本同台竞技，各种资本互相促进、互相补充、相互融合以实现互利共赢的发展模式，西方称之为“中国发展模式”。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既继承了“巴黎公社”、“前苏联模式”的优秀经验，又与中国七千余年独特的人文国情相结合，同时吸纳借鉴了资本主义制度中部分优秀的经济发展理念和民主法治制度，进一步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并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走向胜利。中华文明具备无限包容性，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华文明吸纳了各种社会制度的“优秀成分”的灵活务实地“强强联合”，推动中国用了四十年时间走完了资本主义国家三百年的路程，并逐渐领跑世界。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邓小平理论的政治基础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邓小平理论的实践方式是进行改革开放与“发展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理论的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为中国未来发展释放了巨大思想空间，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解读留下了无限的理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