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就攀登珠峰的事已经准备多日，但是当出发时间真正来临时，仍然有一些不可名状的纠结和犹豫。我独自在办公室里静静地呆了约一个小时。看着手机上朋友们发给我的许多珠峰途中遇难者遗体的照片，想到自己明天就要踏上攀登珠峰之路，晚上少数几位知道我去攀登珠峰的朋友要聚餐为我送行时，一种难以言说的五味杂陈之感逐渐涌上心头。

     自1921年人类开始组队攀登珠峰以来，先后献身珠峰者已约三百人，伤残者不计其数。1953年新西兰人艾德蒙·希拉里和夏尔巴人丹增·诺盖成功登顶珠峰后，登上世界之巅成为许多登山探险者的终极向往和最高追求。曾经，攀登珠峰人员的死亡率约为百分之十五，近几年其死伤情况似乎更使人感到悲惨，2014年死亡16人，2015年死亡20余人，无一人成功登顶。我看着挂在墙上的珠峰攀登者遇难地分布图，觉得珠峰之路处处有凶险，在在是危途。面对大概率的死亡之旅，我最终去还是不去？

       在沉重的思虑中，我再次打开了存入手机的三首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珠穆朗玛》和《橄榄树》，一一听了一遍。我原计划在珠峰大本营时，多听听较为抒情的《在那遥远的地方》，以使技术性训练和适应性活动中的单调与枯燥得到一些缓解。在正式冲顶时多听听高昂激越的《珠穆朗玛》，以激励自己攀登珠峰的斗志和勇气。而在不幸遇到高原绝症或体力耗尽等无可挽救的情况时，打开《橄榄树》，听着“不要问我从那里来”的歌声，躺在珠峰的冰雪上，静静地安然逝去，慢慢地与珠峰融为一体。但是，当计划可能即将变成现实，当死亡可能真的将要来临时，心里禁不住有些怯意和游移。

       关于珠峰，虽然有很多令人兴奋的说法，“登顶珠峰是极致的人生体验”，“到珠峰上去看一个真实的自己”，“经历过极致的困难，才能看到极致的美景”，“完美的人生，必须有一次绝尘壮游”，“要体验生命必须站在生命之上”，“挑战生命禁区，登上世界之巅，不辜负生命给你的上场机会”，“到珠峰极顶去盛开自己生命的故事”，“到世界之巅去感受生命的伟大，世界的壮丽”……

      关于死亡，也有不少表述，“要获得伟大的收获，我们就必须生活得好像永远不会走向死亡一样”，“死亡并不是生命的毁灭，而是换个地方”，“人不应该恐惧死亡，应该恐惧的是从未曾真正地活过”，“死亡是生命的赏赐，我们静静地迎接它，就像玫瑰谢落了最后一片花瓣”，“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死去有什么关系，无非寄身山陵与自然化为一体罢了）”……

     有许多话，说起来很轻松，很有文采，但是当轻松过后，文采完毕，在死神可能随时招你而去时，很难不心生畏惧，很难不寒而却步。

      我关闭手机，不由自主地走出了办公室。

      冥冥之中，似乎是想对自己熟悉的环境作一次告别，又像是莫名之间生出了一种对生命的珍惜和对人世的留恋，我走出办公楼，来到了长安街。我的办公地点在西单十字路口西南，紧靠长安街，离北京图书大厦不远。我曾经无数次到图书大厦买书购物，留下了无以数计的匆匆脚印。我看着图书大厦熟悉的门楣，心里想起自己老家关于人死后会到处去收回生前脚印的说法，不免在心里问着自己，万一在珠峰不幸身亡，自己的灵魂会来收回这里的脚印吗？

      我离开图书大厦继续踱步向东，一会儿来到了中南海的红墙外。我的视线在西门停了下来。我在江西工作时，为了华能井冈山电厂的建设事宜，曾经从西门进出过中南海，并得到中央领导的热情关心和支持。电厂建成后，我从一名中层干部提升为厂级领导，并在2009年1月25日胡锦涛总书记到井冈山电厂视察时有幸见到胡总书记，在2011年8月15日我代表电厂来北京参加“全国模范劳动关系和谐企业表彰大会”时见到了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后来，我荣幸被调入北京工作。由此，我一直将中南海视为我生命的福地，我一直庆幸自己能出生于一个如此美好的时代，能够有一截如此美好的生命。但是，我现在不禁暗自设问，此次珠峰之行，我能继续得到宝贵的福佑吗？

      我慢慢走过新华门，来到了天安门。灿烂的阳光下，人民大会堂魏然屹立。2008年5月16日，我曾经在人民大会堂参加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举办的“第四届中国经济论坛”，并作了题为“中国电力体制改革的成效与问题”的发言，留下了一段美好的记忆。2011年11月22日至25日，在人民大会堂参加过“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暨中国作家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留下了一次难忘的经历。人民大会堂对面的国家博物馆，我曾经多次前往参观各种艺术作品的展览，也应邀出席过几次艺术作品展览的开幕式。自己也曾经打算在一定的时候将在北京798艺术区和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展览过的有关艺术作品挑选一些到国家博物馆进行展出。如果，这次攀登珠峰失败陨命，那将会成为永远的不可能。

      我继续向东走，一会儿到了王府井。这里有两个地方我曾经带着在北京读书的儿子多次来过，一个是王府井书店，一个是便宜小商品店。在书店买书时我会毫不犹豫地按照儿子的需求掏钱，而在购买日常用品时我扣得相当紧，目的是想培养儿子节俭朴素的生活习惯。现在儿子已经学有所成，能够丰衣足食，小夫妻俩虽然都学至博士毕业，收入也不错，但是都养成了低调朴实的生活习惯。这是让我感到十分欣慰的事情之一。

     我一边走一边感受着似乎过去没有发现的美好，不知不觉来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前。我停住脚步，注视良久。在这里，珍藏着我许多特殊的经历。我读经济学博士时的社科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系就在该大楼的9层，后来被社科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聘为特约研究员是在15层。在第一和第二学术报告厅我多次作过能源与环保方面的演讲。在一楼的大会堂，我曾接过社会科院研究生院特聘导师的聘书，接受过“优秀特聘导师”的表彰。几个月前，在大楼的9层，我从蔡昉副院长手里接过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智库理事”的聘书。我的导师潘家华在这里给予过我无数受益匪浅的指导。如果，我此次去珠峰遇有不测，是否有负于导师和院领导的栽培和期望？

      我离开社科院，转身朝西单方向返回。当我走至政协路路口时，看到了北京市政协会议中心。2002年9月13日，在该会议中心的5层大会议室，我参加了平生第一次国际会议，由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三工作组举办的“减缓气候变化：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国际研讨会”。会上我作了题为《近几年中国的能源利用与效率》的发言，获得主办方的肯定。以此为起点，后来我多次应邀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世界可持续发展大会等会议期间进行交流和发表演讲。经过多次会议的耳濡目染和不断交流的学习提升，以及我所在工作单位中国华能集团红、绿（环保）、蓝“三色文化”的熏陶下，使自己逐渐成为了一名环保志愿者，觉得自己应该在环保方面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并开展了“万里边疆环保行”等活动。此次中尼边境的珠峰之行，也是我的“万里边疆环保行”的计划之一。

      路上越来越多的汽车，提醒我下班的时间快到了。我赶紧加快了步伐，返回了西单。返回了办公室。

      我在办公桌前坐下，挂在墙上已经看了无数遍的两幅图片又映入我的眼帘。一幅是2009年10月17日马尔代夫总统纳希德穿着潜水衣戴着供氧设备在海底主持召开有副总统、内阁秘书以及11名内阁部长参加的全球首个海底内阁议会的情景。纳希德的举动意在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全球气候变暖造成海水上升已经威胁到马尔代夫生死存亡的情况。

      另一幅是意大利著名钢琴家伊诺第在北极的海冰上演奏自己创作的《北极挽歌》的壮阔景象。他想通过一种特别的方式呼吁人们重视全球变暖与北极冰层逐渐消融的问题。

      我将视线移到放在旁边的一帧横幅上，上面印着“中国环保志愿者在珠穆朗玛峰上向全世界呼吁：关注气候变化，关注冰川融化，保护地球环境，保护人类家园”中英文字样。这是我酝酿多时，想在珠峰上亲手加以展示的环保横幅。我想通过一种特殊的形式，在世界之巅郑重表达一名中国作家、一名中国环保志愿者呼吁人们关注气候变化和重视环境保护的心声。

      然而，我能够将其带到珠峰顶上吗？如果我告诉别人我攀登珠峰是为了通过一种特殊的形式表达一名中国人的环保呼声，别人会相信吗？会认为自己犯傻吗？如果此行一去不归，值得吗？

       隔壁出现了关门下班的声音。我叠好横幅，放进提包。环视了一下办公室，有点不舍地关上门，离开了办公室。

      当我来到聚餐地时，大家都已到齐。于是立即开始用餐。餐叙中，有人给我称赞，为我的“壮举”干杯；也有人向我提问，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去登珠峰？更多的人是提醒我，千万要适可而止，能到那就到那，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万万不可强求。我向各位一一表达了感谢之意，并保证一定会注意化解危险，争取安全返回。

      由于都知道我明早五点要出发，小聚至八点多即告结束。在即将相互道别时，有人提出一起合个影。于是大家站好留了一个影。我当时想，这提出合影的朋友，是否有为将来留个“怀念”的想法？

      回到家里，空无一人。我此次去登珠峰，没有告诉家里人，主要是怕他们知道后为我担心。我父母都已高龄逝世，我的儿子和儿媳不在北京工作。由于儿媳已有身孕，儿子他妈在半个月前即离京前去照应。我正好利用这段时间默默地做着各项登山准备事宜。我将必带的文件、服装、登山器具、生活用品、摄影录像设备等一一清点一遍，打好包，已近十二点。于是赶紧洗漱，睡觉。

      翌日，一阵手机铃声将我叫醒。洗理完毕即到了出发时间。即将出门时，我在屋子里静静地站了一分多钟。我慢慢扫视了一下屋内，刹那间一股说不出味的东西一下涌上心口，有一些孤独、酸楚，也有一些忧虑和不舍。担心此去难再归来，从此变成永别。俄顷，我的双眼不觉有些湿润起来，一种从未有过的伤感不禁自流。珠峰上一些尸体的画面再次在我眼前浮现，甚至连自己死在珠峰上的画面也浮现了出来。

      片刻后，我心头一横，有点视死如归地提起行李，走出了家门。这一天，是2016年3月29日。

      早上7点多钟从北京首都机场起飞，经转昆明，于下午五点多抵达了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到机场接我的是尼泊尔亚洲探险公司的小邦以及此次登山团队的队长尼玛·贡布·夏尔巴。

小邦介绍，尼玛是一位很有登山经验的夏尔巴人，他有7兄弟，全部登顶过珠峰，并被载入世界吉尼斯纪录。

      由于跨越中尼边境居住的夏尔巴人擅长登山和攀爬并能适应喜马拉雅山脉极端环境，许多攀登珠峰者都以夏尔巴人作为自己的登山协作人。许多组织开展攀登珠峰项目的公司也以有夏尔巴人的协助作为重要保障。

       入住香巴拉酒店后，小邦查看了我在北京协和医院的体检报告书，询问了我的有关登山经历和购买意外人身伤害保险的情况，确认了我的身体条件和登山经验后，拿出了一份协议书亦即人们常说的“生死状”给我，要我签字。协议书的核心内容是我在此次攀登珠峰过程中遇有伤、残、病、死等任何情况均由我自己负责。由于事先已经看过此协议的电子版，没费多少时间，我便签了字。接着又要我在两天内写好一份留言，放在身上，以备不测之时用。我说已经写好，一直会放在我左胸前的衣袋里。小邦看着我笑了笑。

      来到晚餐处时才知道，我们这次的登山团队共有9人，仅我一位中国人。为了我还配了一名中餐厨师。先我抵达的队员已经到海拔三至四千米的地方去作适应性训练了。按计划我两天后出发。所有队员在珠峰大本营集合。

      第二天小邦检查了我带的衣物器具等，让我试穿了他们为我准备的一些高山防寒装备和登山所需设备。然后根据我的情况，到有关商店补充、更换了一些登山设备、高山防寒靴等物品。

      4月1日清晨，在尼玛队长的带领下我们乘飞机由加德满都飞抵卢卡拉。到卢卡拉后，必须徒步前去珠峰大本营。

      在一路徒步中，尼玛几乎一直在我的身边，对我特别关心。尼玛是一位面相非常慈善的40多岁的汉子，是那种“外相很静稳，内心很有斗志”类型的人，具有高山攀登者应有的优秀品性。他说他信仰藏传佛教，很喜欢中国文化，并多次去过中国。他两次去过北京，并计划明年再去一次北京。

      我们一路相谈甚欢，并相互希望能早日在北京相聚。尼玛还激励我说，他初步判断，我很有可能会成功登顶。我自然很高兴地感谢了他一番。

      经过多日翻山越岭，多次训练性攀爬几座海拔五千至六千多米的山峰后，于4月13日中午到达了海拔5360余米的珠峰大本营。

      由于去年4月25日尼泊尔发生了一场8.1级的大地震，珠峰大本营被震得一片狼藉。现在仍然是坑洼不平，乱石成堆，犹如一片洪荒野蛮之地。地震时当即死亡20余人，伤残100多人。由于平地太少，现在有的帐篷仍然建在去年死者帐篷的位置。据尼玛介绍，受前年雪崩和去年地震影响，今年注册攀登珠峰的人大为减少。由于地震后地壳不稳定，今年攀登珠峰的不确定性仍然非常大。

      我们还没有走到自己团队的营地，只听右边山上一阵巨响，巨量的冰雪由山顶倾注而下，卷起漫天的雪雾如浓烟般翻滚着向山脚下冲来。似乎是给我们一个下马威，我们立足未稳就遇到了一场从未见过的雪崩。尼玛说，在尼泊尔珠峰大本营，这样的雪崩是家常便饭，有时一天会发生好几次。所以说，攀登珠峰历来都是勇敢者的游戏和生死难料的挑战。尼玛接着说，特别是近十多年来，由于全球变暖，冰雪融化厉害，雪层冰架越来越不稳定，雪崩冰崩的次数明显增加了许多。

       我环视了一下四周，4月的珠峰地区，海拔五千多米的地方，其冰盖和积雪确实有点出乎意料的少。许多地方全是裸露的石块石壁，仅存的一些冰雪也在不断地融化成水流持续不停地向山下流去。看来全球变暖的影响，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能幸免。喜马拉雅是亚洲水塔，如果这里的水源日益减少，将会带来难以估量的严重后果。减缓全球变暖，关注冰雪融化，真是到了应该令人警醒的地步。

     尼玛的说法晚上立即兑现。当天晚上发生了两次雪崩一次泥石流。在黑夜里，突然发出轰隆隆的声音，无不使人毛骨悚然。令人时刻担心自己的帐篷会被雪流冲毁或埋没。到了后半夜，逐渐狂风大作，吹得帐篷噼里啪啦直叫唤。四周拉住帐篷的绳子不停地挣扎着，压在帐篷边缘的石头，有的被风移开，帐篷不断地一起一伏，像是要跟随狂风脱缰而去。躺在睡袋里的我，看着剧烈摇晃的帐篷莫可奈何，心里只好“听天由命”并且祈祷不要发生什么不测之事。

      俄顷，我觉得脚部非常凉。摁亮戴在头上的头灯，朝脚部看了看，只见睡袋上面一片白霜。我估计帐篷里的温度至少有零下十几度。我赶紧找了一双厚袜子穿上，并将两件羽绒衣盖在了睡袋上。勉强待到了天亮。太阳出来后方觉好转。

      在日夜交替的雪崩声中，在顶着狂风、严寒和翻飞的雪花完成了20多天的训练后，时间到了5月初。由于印度洋上的暖气流与亚欧大陆的冷气流在每年的5月间于喜马拉雅山脉处会形成暂时的相对平衡，此时珠峰处的风速相对较小，由此形成了所谓的攀登珠峰的窗口期。因而进入5月后，我们就在大本营着手完善冲顶珠峰的各项准备事宜。一旦冲顶时机出现即正式出发冲顶。 

      而在此时，身体上的各种问题逐步显现了出来。先是出现不停的咳嗽，接着是拉肚子，四肢疼痛。反复出现流鼻血。咳嗽时带出血丝。脚跟的冻疮此起彼伏。然后是厌食，体重逐步减少。心跳的频率增加，呼吸逐渐急促。

       尼玛见我咳嗽不止，对我的身体有些担心起来，主要是怕我肺部有问题。如果遇上肺水肿，那可是会致命的。于是他叫人陪我去一个帐篷医院进行检查。我们找到医院后医生不在，相关人员叫我们明天再来。于是只好折回。

      当天一整天我心情无比沉重。尼玛叫我多喝热水，躺在帐篷里多休息。

      我独自躺在睡袋里咳嗽不止，一面不停地喝着热水，一面不断地抚摸着肺部，想着心事，深怕因为身体的原因，攀登珠峰的事情会被毁于一旦。甚至未捷先亡。

      肺水肿是最致命的高原病之一。我曾经去过西藏阿里，到阿里的当天，曾亲眼看见由四川去阿里打工的父子俩因肺水肿在一天里同时去世。而阿里的海拔才4500多米，这里是5300多米，并且我们已在高海拔地区先后历经了40余天。

      我虽然阅读过一些关于死亡的书，看过一些濒死体验之类的描述，但是对于自己的死亡，还确实没有认真思考过。忽然间我想到如果死亡正式向我逼近，我的生命行将终止，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状？人在死亡的那一瞬间会经历什么？是恍惚，晕厥，还是痛苦，恐惧？假如我就死在这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会有人将我运回北京吗？我的亲朋好友听到这个死讯后会怎么样？

      这时，我想起了从网上下载到手机上的一个不知谁是作者的贴子。我打开手机，找到它又看了看：

      有一天，我去世了，恨我的人眉飞色舞，爱我的人眼泪如露。第二天，我埋在深处，恨我的人看着我的坟墓一脸笑意，爱我的人不忍心酸回眸。一年后，我尸骨腐烂坟头荒芜，恨我的人偶尔提到我仍然一脸恼怒；爱我的人夜深人静时欲言难诉。十年后，我只剩一些残骨，恨我的人只隐约记得我的名字，忘了我的面目，爱我的人想起我时有短暂的沉默，生活把一切都渐渐模糊。几十年后，我的坟地长满草木，恨我的人把我遗忘，爱我的人也进入了坟墓，在这个世界，我彻底变成了虚无。三千繁华，弹指刹那，百年之后，不过一捧沙土……

我拿着手机，看着帖子，感慨良多，思绪起伏。

      我将手机放下时，忽然想起我带来了几首歌曲。于是我打开手机上的《在那遥远的地方》，闭着眼睛听了起来。舒缓悠扬的旋律，逐渐给了我些许的抚慰。

       一会儿，尼玛手拿一瓶罐头钻进了我的帐篷。他将罐头递给我后，问我播放的是什么歌曲，旋律非常好听。

      我接过罐头看了看，是瓶杨桃罐头。由于大本营的一切吃用物品及燃用的液化气等，都必须经人力或畜力从卢卡拉运来，如果遇上雪雨天，这里的疏菜等经常会断缺，因而会储存一些罐头在营地。

      我将罐头放下后对尼玛说，播放的是中国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

      尼玛说，你怎么将它带到大本营来了，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我从睡袋里坐了起来，顺手将一些我从北京带来的干果递给尼玛，他找了个地方坐下，我们慢慢聊了起来。

      我告诉尼玛，《在那遥远的地方》是一首影响很广泛的中国歌曲。先后获得过中国金唱片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别贡献奖，并被法国巴黎音乐学院列为东方声乐教材。在中国传唱了近80年，长唱不衰。这首歌是我认为原创地离珠峰最近的一首好歌。歌曲的原创地就在青藏高原的青海湖畔。  

      尼玛打断我说，青海我知道，青海湖我去过。你这么一介绍，将这首歌带到珠峰来还确实有点意思。

       我继续说，我喜欢这首歌，还因为作者王洛宾先生坎坷的人生经历和坚韧不拔的意志感染了我。他出生于北京市区的一个油画匠家庭，在北平师范大学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毕业后，到中国山西抗日前线参加了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后又加入了西北抗战剧团。1941年初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坐了三年大牢后才出狱。

      尼玛提高声音问我，他进过监狱？

      我说是的，他还不只一次进过监狱。1949年9月他因音乐专长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新疆军区做文艺工作。1951年被新疆军区军法处判处两年劳役。1960年又因历史问题被关进乌鲁木齐第一监狱长达15年，直到1975年62岁时刑满释放。后来新疆区撤销了对他的判决，并为他召开了平反大会。1986年新疆军区政治部、新疆音乐家协会为他举办了“人民音乐家王洛宾作品音乐会”，并授予他“人民音乐家”称号。虽然他先后坐了近二十年的监牢，历经了无数磨难，但是对音乐的追求和创作始终没有停止，他“用我的歌声迎接一切苦难”，用血用泪写出了许多囚歌，被誉为“狱中歌王”。他一生改编译配创作大西北民歌1000余首，不少歌曲脍炙人口，广获好评。他先后被人们敬称为“民歌之父”、“西北歌王”。他这种坚韧不拔的顽强精神，正是我攀登珠峰所需要的。

      尼玛笑了笑说，这非常对，有了这种坚韧顽强的精神，何愁做不成大事。

      接着，我摁响了另外一首歌曲《橄榄树》。我们静静地听了一会儿。尼玛说，这首歌也挺好听的，是不是也有什么说法？

      我说，这首歌曲的词作者叫三毛，是一位很有特色的女作家。我曾经读过她写的很多书籍，她那文字里的万山千水，大漠沙原，人间苦乐，异国风情，对我有过较长时间的影响。她去过的许多地方后来我也去过。她曾经说，“生命不在于长短，而在于是否痛快的活过”，“一个人至少应该拥有一个梦想，有一个理由去坚强”等，我至今没有忘记。她的这首《橄榄树》，在华人社会有很高的美誉度，有人评论它是华语流行乐坛的殿堂级曲目。这首歌明面上叙述的是关于流浪的故事，流浪者的心结，而隐含的是一种渴望得到生命的皈依之情，渴望生命得到一种永恒持久的依托。我想，来到险象环生的珠峰，很可能在某个时候，我也会需要这种皈依和依托。

      尼玛笑了笑，将一粒腰果送进了嘴里。然后说，想不到，你还是一个很有思想厚度的人。

      我也笑了笑说，你想不到的，是后面的故事。三毛曾经到过尼泊尔，她在尼泊尔还购买了一件藏式毛料裙服。后来，她穿着这一裙服将自己打扮成《在那遥远的地方》歌曲中藏族姑娘卓玛的样子，到乌鲁木齐去见了王洛宾先生。

      尼玛很有兴趣地，是吗,为什么？

      我告诉尼玛，上世纪80年代，《在那遥远的地方》以及《达坂城的姑娘》、《半个月亮爬上来》等王洛宾先生的歌曲，传到了台湾。在台湾的三毛，对王洛宾的歌曲非常感兴趣，并通过一些杂志的了解，逐渐对王洛宾产生了仰慕之情。1990年4月，三毛通过各种努力，从台湾到了乌鲁木齐。4月16日，她穿着尼泊尔藏式裙服打扮成卓玛的样子，到王洛宾家见到了崇拜已久的“西部歌王”。两人相见甚欢，第一次见面，三毛就向王洛宾唱起了自己作词并已流行于世界华语歌坛的《橄榄树》。此后，两人相互写了不少赞美对方的文章，并进行了频繁书信来往。后来，三毛搬进王洛宾家住了下来。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两人最终分开，三毛于1990年11月回到了台湾，并在12月给王洛宾写了一封深情的信后，于1991年1月3日不幸去世。王洛宾得知三毛去世后，非常难过，他将三毛的相片放大，围上黑色纱巾，放在三毛居住过的卧室里，并将三毛留给他的一缕秀发用白绢布包起来，放在三毛的相片前，为她设了一个小小的灵堂。同时，他写了一首“献给死者的恋歌”《等待》，作为对三毛的深情怀念:你曾在橄榄树下等待又等待/我却在遥远的地方徘徊再徘徊/人生本是一场迷藏的梦/请莫对我责怪/为把遗憾续回来/我也去等待/每当月圆时/对着那橄榄树独自膜拜/你永远不再来/我永远在等待/等待等待/等待等待/越等待/我心中越爱

      王洛宾的传奇人生和他与三毛的故事被收藏于青海的王洛宾音乐纪念馆。

       我们正聊着，有人叫尼玛，说是来客人了。尼玛跟我打了个招呼，很不情愿地走出了帐篷。

       我又摁响《橄榄树》，钻进睡袋里，闭上眼睛听了起来。

       不知道是歌声具有疗效作用，还是身体自我修复功能起了作用，或者是喝了不少热水有了效果，我当晚咳嗽的状况好了许多。一整晚睡得非常踏实。

       第二天，我按约到帐篷医院作检查。结果尚好，除了心率偏高，每分钟111次，比在北京时的每分钟69次有较大增加外，其他情况都较正常。血液的含氧量仍有百分之八十三。医生的意见是攀登活动可以继续进行，但是心率偏高太多，一定要多加小心。举止要缓慢，行走不能太快，尽量减少心脏的负担。

       我知道自己暂无生命危险后，一下放松了不少。感谢了一番医生，接过医生给的一些治咳嗽的药，返回了营地。

       5月13日晚，尼玛一一通知我们，15日凌晨3点出发，正式冲顶。

       第二天我们仔细检查了一遍登山器具、吸氧设备、保暖衣物后，将帐篷里的东西进行了全面整理，所有物品被装进了两个大包里，并贴好姓名和通讯地址，以防遇有不测时，便于相关人员作善后处理。

      15日凌晨两点半，团队所有人被统一叫醒。尼玛检查了每个人的衣着、装备后，吃过早餐，即列队出发。此时，留在大本营的后勤人员一一来和我们握手或拥抱告别，嘴里不停地说着同一句话：“呐吗斯得！（愿神保佑）呐吗斯得！……”

      尼玛要我走在最前面，于是我第一个来到插着经幡的尼玛堆（一个类似神龛的石头堆）前，待大家站好后，尼玛端上一盘大米，让每个人抓了一把，然后他领着大家一齐朝尼玛堆、深邃的天空念念有词地抛撒大米，祈求珠穆朗玛女神保佑大家平安往返。接着，尼玛给每个人上了一碗夏尔巴酒。大家喝完酒后，朝着珠峰方向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在尼玛的引导下，我们走到火光摇曳的煨桑堆前，每人朝火堆里添加了一些柏树枝，顿时使火光更为明亮起来。大家在火光前站立了一会儿，各自默默地许了个心愿，然后提起拐杖，踏上了正式攀登珠峰的路程。

       我在登山协助者夏尔巴人三穆僜的陪同下，凭着头灯的光亮一步一步向登山道路走去。一会儿，后面的人群陆续跟了上来。闪动的灯光，很快汇成了一条不断移动的“灯龙”。

       越过两条雪水形成的溪流，翻过几道不是太高的冰梁，来到了著名的“昆布冰川”前，许多人将其称为“恐怖冰川”。这里是从南坡攀登珠峰必经的最艰难最危险的路段之一。2014年这里曾经夺走16位攀登者的性命。冰川内冰峰林立，冰裂密布，冰岩四突，冰路峭立，冰崩雪崩经常发生，时刻令人胆颤心惊。

       由于冰川的情况变化无常，每年攀登珠峰的路都不完全一样，甚至一两个月内也会有所改变。因而无论爬过多少次珠峰的人，都会经常遇到新情况新风险，都会担心随时遇到不测，瞬间生命被夺，每次都会高度谨慎，极端小心。

       我们行进不久，遇到一处奇形怪状的冰岩。虽然已多次进行过攀冰训练，当看到眼前这处既高又陡嶙峋崎突的冰岩时，心里还是感到紧张和犯难，有点畏缩难前。但是，一想到事已至此，不可能刚一开头就打退堂鼓，同时也没有谁会助你一臂之力，一切全靠你自己，于是只好硬着头皮咬紧牙关往上爬。由于心里有些紧张，再加上此处冰岩不是直线往上攀爬，而是先要向左边攀登四五步，拐到一个突出部位后再回头斜向右边的一个冰岩再往上攀登，我抓着冰岩上垂下的安全绳努力了好几次都没能将自己的身体正确晃到左边以使自己的左脚恰好踏在冰岩上的一处落脚点上，我晃来晃去，没有多久就弄出了一身大汗。由于三穆僜已先于我攀上岩顶，他在上面看着我，一脸茫然，不知如何帮我，由于要节省体力，他也不愿下来。我稍微停顿了片刻，分析了刚才几次的不足，一下定向发力，终于晃到了正确点位上。向左攀登了几步，来到了突出部位。由于看不到突出部位的上面，我向上抓安全绳时一下抓空，差点摔了下去，还好我的手迅速抓在了一处冰楞上，将自己稳定了下来。休息了片刻后，我将身子先向外仰，双手紧抓安全绳以双脚为支点将身子往上送，腰部到达突出部位后，再将身子折向右边往上爬。经过断断续续地攀爬和坚持不懈地努力，最后总算爬上了冰岩的顶端。

      冰岩的顶端上面还是冰岩，我整理了一下衣着，调整了一下身上的装备，继续向上攀行。我抓住冰岩上垂下的安全绳往向攀登了六七步，忽而一下踩在了一处松动的冰块上，在身子往下坠的同时脑袋往冰壁上撞去，幸亏戴了安全帽，避免了头部受伤。在身子往下坠时我拼命抓住了安全绳和上升器，向下滑了不到1米距离就止住了。我停顿了一会儿，平息了一下呼吸，集中注意力看清了冰壁上的落脚点后，再次往上攀爬。慢慢爬到冰岩上面后，一处冰裂缝等在不远处。

      该冰裂缝不是太宽，上面没有架梯子。但是也不是太窄，有一米多一点宽，而且是由下往上跨，有约30公分的高差，并且深不见底。三穆僜过冰裂缝时是先进行一两步助跑然后一下跨了过去。我有点害怕，不敢跨。因为我身上背着冲顶包、冰镐，头上戴着安全帽，腰上挂着安全绳、升降器、下降器、安全环、8字环等，脚下穿着内外三大层的高山保暖鞋及冰爪，全身负重有近20公斤。我怕万一不慎没有跨过去，后果不堪设想。我看了看周围，没有其它的路可走，也没有其他办法可想。犹豫了好一会儿，无可奈何，只好壮起胆子硬跨。我退后几步，加力起跑，借着助跑的惯性拼尽全力一步跨了过去。由于有一个向上跨的高度差，我跨到对岸时身体有一些往后仰，幸亏三穆僜一把拉住我，不然的话后果不堪设想。三穆僜待我惊恐的心情逐渐平静下来后，引着我继续向前行进。

       翻过几道冰沟，钻过一处冰林，转过两个大弯，来到了一处大的冰裂缝前。该冰裂缝约五、六米宽，深不见底，上面架着用绳子绑着4个铝合金梯子连接而成的光溜溜晃悠悠的梯子。

      三穆僜见我有些犹豫，他走到我前面，拾起雪地上的两根绳子，一手抓紧一根，然后抬起套着冰爪的脚小心翼翼地踩在梯子上，为我作着示范地一步一步走过了梯子，越过了冰裂缝，到了对岸。

      我虽然心有恐惧，但是三穆僜到了对岸后不断地用手势催促我，弄得我非常尴尬，最后不得不壮着胆子前行。我拾起绳子，一手抓一根，拉紧绳子的一端，身子向前倾斜，使抓绳子的手与绳子在地上的固定点以及踩在梯子上的脚底形成一个大约的三角形，使劲相对稳固自己，然后一步一步缓慢地向前移动。由于冰爪和梯子都是金属的，踩在上面觉得随时都有打滑的可能，神经极度紧张。尤其是走到一半时，梯子不断往下弯曲，一阵风吹来，吹得心里无比惊悚。两腿逐渐酥软，全身颤抖不已，深感随时都会掉入无底裂缝。我不由自主地瞟了一眼冰裂缝的深处，差点摇晃着要晕倒下去。

      2014年在此冰川丢命的16人据说还有两人没有找到，不知是否就在此处冰裂缝里。

我停了下来，想稳定一下极度紧张的心情。我不停地提醒自己，千万不能慌乱，尤其两只脚不能错乱，一旦脚下踩空，势必粉身碎骨。

三穆僜见我站在梯子上一动不动，又加大手势催促我。由于在冰架四悬的冰川内不可大声叫喊，以免冰塌下泻发生难以想象的危险，所以他老是用手势示意我。

      我慢慢镇定下来后，认真仔细地看清楚梯子上的横杆，缓缓地抬起一只脚，准确踏实地踩在了杆上后，再抬另一只脚，然后稳步向前移动。经过提心吊胆如履危卵地缓慢移行，最终绝处逢生般地越过了冰裂缝，到达了对岸。

      三穆僜笑着向我竖起大拇指晃了晃，以示夸赞和鼓励，然后引着我继续向前攀登。走着走着，天慢慢变亮了。

      天亮不久，我们来到了一处高高的冰岩下。由于这里是通过4个连接的梯子往上爬，每次只能承担一至两个人通过，所以梯子下面滞留了不少人，有3个中国人，6个外国人，9个夏尔巴登山协作者。快要轮到我上梯向上爬时，头顶的冰山上突然轰隆声大作，许许多多的冰碴雪块顷刻间哗哗啦啦地直往下落，突然有人叫了起来：“雪崩！……雪崩！……”

      我心头一惊，快速扫了旁边一眼，迅即往附近的一块大冰岩下躲避，并迅速掏出一根早已准备好的红色绳子，一头抓在手上，将另一头尽量向外抛去，以防自己被冰雪埋住时别人能够寻着绳子尽快将自己找到救出。然后双手抱着脑袋，身子紧缩一团，作好防打击防挤压的准备。

      在不断作响的冰雪下滑声中，我似乎感到电视电影里所展现的珠峰那种夺人性命的场景就要发生在我的身上，觉得此次必死无疑了。顿时感到极为遗憾起来，还没有真正冲顶，就要命断冰川。一种悲伤凄戚和心有不甘之情蓦然涌上心头。开始后悔自己没有把需要向家人和工作单位交待的事情写得更加清楚一些。

      惊心动魄的响声过后，冰雪逐渐停止了下落。我慢慢伸直身子，走出冰岩。看看大家，都平安无事，只是都默不作声。一会儿，大家拍打完身上的冰雪脏物，又秩序井然地继续往上攀爬。

       历经千艰万难，历时7个多小时，我们于上午10点多穿过“恐怖冰川”抵达了海拔约6000米的1号营地。大家坐在雪地上吃了一些东西，喝了一些自身携带的热水后，又继续朝2号营地行进。这说明大家的状态尚好，如果有谁出现问题的话，按计划会在1号营地停下来住一晚再往前走。

      随着海拔的升高，加上疲劳度不断增加，行进的速度不断减慢，越走越觉得精尽力竭。仅鼻孔喘气早已不够，嘴巴本能的张开不断地大口呼吸，致使喉咙超负荷工作，每咽下一次口水就疼痛不已。但是，队伍里没有人叫苦，没有人愿意给人以懦弱的印象，均默然不语地顽强地向前走着。

      至下午5点左右，到达了海拔约6400米的2号营地。我一见到给我准备的帐篷，即刻钻了进去，摊开四肢喘着粗气如释重负地躺在垫子上放纵地歇息起来。

       从凌晨3点多于大本营出发到现在已先后历经了约14个小时的高强度攀爬，此时我除了全身无比疼痛外，便是难耐的疲倦和睡意。我一躺下去就连续睡了两个多小时，不是被人叫醒用餐，不知会一直睡到何时方醒。

      按计划我们在2号营地住两个晚上。主要是为了适应高海拔环境，同时也可恢复一下体力。第二天主要是晒太阳、喝热水聊天，交流冲顶第一天的体会，了解下一阶段路线情况。我打开太阳能充电器给照相机摄像机的电池和两个手机一一充满电，然后写日记，修复登山器具。午饭前，我在附近画了三幅速写。自4月1日从卢卡拉步行开始一路速写到现在，已经画了40多幅。我希望能够在攀登珠峰结束后，编辑一册《用生命速写的风景——张安华攀登珠峰速写作品集》。

      2号营地就在珠峰南侧，但是看不到珠峰峰顶。只是感觉到珠峰就在身边。向右侧望去，可以看到海拔8516米的洛子峰。它是世界第四高峰，其西侧在尼泊尔境内，东侧在中国西藏。洛子峰与珠峰一样，有许许多多的攀登者逝于其上。

      午饭时，三穆僜将尼玛通过对讲机告诉他的一些情况告诉大家，前天有一批人实施了冲顶行动，其中有十几名中国人。由于珠峰顶上风特别大，只有两人成功登顶，其他人都被迫下撤。有的待在4号营地，有的已撤到了2号营地，准备打道回府。中国的夏伯瑜在几天前也先行实施了冲顶行动，同样是功亏一篑，未能成功登顶，现在已经返回大本营。

      听了三穆僜的通报，大家都有些沉重，难道登顶珠峰就真的如此之难？

      在大本营我与夏伯瑜老师见过两次面。他曾经是中国国家登山队队员，1975年即攀登过一次珠峰，克服千难万险到达8600多米后，因故未能登顶，遗憾撤返。并由于将自己的睡袋无私给了犯病的队员而使自己的双腿冻伤被迫截肢。时隔近40年后的2014年，他又萌生重登珠峰的念想，并到达了尼伯尔珠峰大本营，由于恐怖冰川出现大雪崩，未能如愿。2015年再次来到大本营，因发生特大地震而再次无功而返。今年他又一次与“登顶”失之交臂。我为他的坚强意志真心点赞，为他的运气不佳而深感遗憾。

      午饭还没吃完，忽然响起了直升飞机的声音。三穆僜跑出帐篷打听一番后回来告诉大家，2号营地有人出现严重的高山反应，直升机前来紧急救援。并说，前几天有几个斯洛伐克人在3号营地遭遇雪崩，被打掉了眼镜，引起雪盲，失去了视力，也是被人带到2号营地后由直升机救援送往了加德满都。三穆僜顿了顿又说，直升飞机只可到2号营地，再往上走就不行了。由于空气中的氧气严重不足，直升机发动机作功效率受到影响，超高海拔起飞极其困难，驾驶员都不敢往更高处进行起降。

      上世纪30年代，英国前陆军上尉威尔逊曾计划从尼泊尔一侧单人驾驶飞机进入珠峰地区，然后攀登，并认真学习了半年飞行驾驶技术，但因尼泊尔政府拒绝而被迫放弃。不过，后来人们还是在海拔7000米附近发现了他的遗体。

午饭后，又有消息，有几个美国人在爬西壁时不幸遇困，相关人员找了两天没有找到。后来总算找到，但因严重冻伤，也被直升机紧急送往了加德满都。

     下午三点左右，太阳悄然隐去，接着刮起大风，继而雪花飞舞，气温骤然下降。大家各自钻进自己的帐篷休息。

      我进入帐篷后，脱掉分体羽绒服，换上连体羽绒服。并将冲顶背包里的东西重新整理了一番。然后摁响手机里的歌曲，钻进睡袋，闭上眼睛听着音乐休息起来。

       当《珠穆朗玛》响起时，雄浑激越、气势磅礴的旋律，彭丽媛嘹亮甜脆、大气爽净的歌声，使我心里一动，精神一振，一种从未有过的此山此歌相映成辉的感觉油然而生。我静心地聆听着，享受着。一会儿，想起了与彭丽媛相见的一些情景。

      1988年春，著名歌唱家彭丽媛到我的老家江西萍乡演出，我们慕名前去观看。演出结束后我和我的小舅子一起到她们休息的地方特意去见她，我俩一来到坐满不少人的休息室时，就她一人立即站了起来，非常热情的向我们展现出隽秀甜美的笑容，使我俩留下了一次极其难忘无比美好的追星记忆。从自，我更加喜欢收藏彭丽媛的歌曲，欣赏彭丽媛的歌声，完全称得上情有独钟。

      后来在2011年11月，我作为中国文联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有幸与彭丽媛在一起开会，11月24日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的中国文联换届选举投票时，刚好我与她走在一起，我与她之间只间隔两人，投完票后我紧走几步到了她的身边向她提出想与她合个影作为留念，想不到已是国家副主席夫人的她依然笑盈盈地答应了我的请求，就在会场的走道上停了下来，等待合影。不过可惜的是，当她刚一停住脚步，旁边的与会代表意识到她会与人留影时，离她较近的代表们都赶紧靠了上来，有的还插在了我与她之间，将我挤到了旁边，而应我请求准备为我照相的摄影家也被众多的摄影人挤到了后面，合影虽然留了，但是非常不理想。正当我深感遗憾时，于25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国文联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暨中国作协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联欢晚会”上，使我有机会弥补了这个遗憾。当时她与著名作家丹增等一起坐在靠近舞台的地方，我的座位离她们不太远。当我看到她旁边一个座位暂时无人，我赶紧走向前去坐在她旁边留了一个影，照片上的她仍然是笑意盈盈。

      在那次会上她当选中国文联副主席。由此以后，我经常随身带着她唱的歌曲。2012年我去南极时将她的《梦圆》带到了南极，2013年我去北极时将她的《飞雪迎春》带到了北极。这次，我将《珠穆朗玛》带到了珠穆朗玛。

      在特殊的时候听听好的音乐，会获得一些特殊的激励和效果，是不少登山者的成功经验，也是我的切身体会。这次珠峰之行，自4月1日开始到现在已达40多天，没有电视，没有网络，没有微信，打电话、发短信也极其不便，如果没有音乐陪伴，那日子真是会难熬至极。

忽然间，又响起了隆隆的直升机的声音。陆续有人走出帐篷外向远处瞭望着，议论着。我睁着眼睛看着帐篷顶部，心里问着，谁又出了问题需要紧急救援？真是不来不知道，来了心直跳，才到2号营地，就出现了这么多紧急情况，那到了3号和4号营地，从4号营地到峰顶的路上，那将会是个什么情况？

     翌日，5月17日7点，简单用完早餐后，继续朝3号营地进发。

     刚出发时天气尚好，阳光灿烂，风速不大。但不到两小时，阳光瞬间逝去，璇即狂风骤起，雪花翻飞，氧气也似乎越来越少，行进变得越来越困难。

       一会儿来到了一个山凹下，挡在前面的是一座高不见顶坡度至少在75度以上的雪山。看着这寒风飞雪中又陡又高的雪山，心里禁不住犯了难。

       这应该是从2号至3号营地最难攀爬的一段路程。有的地方几乎是向天垂直，有的地方暗藏着冰裂缝，陷断层。昨天上午还讨论过如何对付它的一些方法和措施，今天一到它的面前完全傻了眼，束手无策，左右为难。

      我想坐下来休息一下，三穆僜赶紧制止了我。他指了指头顶，意思是头上的冰雪随时有砸下来的危险。

      我抬头一看，头顶的雪层冰岩嶙峋崎突，在不断翻卷的风雪中摇摇欲坠，觉得随时都会向你猛然砸来，我本能的想快走几步离开这危险之地，但是心里有想法腿上没办法，双腿如同注了铅一般沉重，被强磁吸引似地难以挪动步子。

      三穆僜在前面严肃而急促地不断向我招手要我跟上他，并且一边招手一边不停地向前走去，大有“我已经提醒你了，你站在那里不动被砸死了别怪我，我可不愿陪你送死”的意思。

三穆僜离开此地那紧张匆忙的样子，一下激起了我逃生的潜能，我拼尽全力提起双腿朝着已经远去的三穆僜不顾一切地追去。

       但是因坡度实在太陡，而且总是没有个尽头，追了一小段路，就喘着粗气停了下来，难以动弹。此时此刻，哪怕是看着头顶的冰山往自己头上砸，也无能为力，也只有等死而已。

我弯着腰低着头面朝雪山休息了一会儿，静静地理了一下思绪，觉得还是要慢慢地持续地往前走，不能过快不能着急，要迈小步不停步，按照自己适宜的速度和步伐走，尽量不要受别的因素干扰。既不怕死，也不等死。集中思想，一切为了“缓慢而持续地走”。

      我将心情平静下来，将速度放慢下来，整个身心轻松下来以后，体力似乎有了好转，两条腿也觉得没有那么沉了，又慢慢地手脚并用地一下一下攀爬了起来。

      比计划晚了约两个小时，我们终于踉踉跄跄地到达了海拔约7100米的3号营地。这里说是营地，其实没有一点平地，所有的帐篷都是在雪山的斜面上挖出一小部分空间稍微平整一下临时搭建。由于海拔已经很高，风雪特别大，而且持续不断，大部分时间人都不能自然站立，行走时多是弯着腰扶着雪山移动。相当一部分人已经开始吸氧。

      我也给了一瓶氧气，但没有开始吸，背在冲顶包里以作备用，以免一旦感到严重缺氧时措手不及。

      我们在3号营地是临阵搭建帐篷，顶着急剧的高山风雪在雪山的斜面上搭建帐篷，那真是无法想象的困难。支撑帐篷的支杆被大风吹得不断东倒西歪地摇晃，长时间无法固定下来。费尽周折好不容易将支杆固定后，大风又冲着帐篷斗起劲来。帐篷一会儿被大风鼓起，一会儿又被瘪下，一会儿被大风强劲拉高像是要随风而去，一会儿又被强风压制匍匐在地难以直立。如此起伏无常，反复折腾，花了比其他地方多出数倍的时间才将帐篷勉强搭建好。而这时，每个人都精疲力竭到了极点。

      由于搭建帐篷太困难了，临时改为3人一个帐篷。我与三穆僜及一位乌克兰小伙子合住一个帐篷。当我们匆忙进入帐篷时，大把大把的飞雪也跟随而入，整个帐篷里的东西几乎全被白雪覆盖。我们拉紧帐篷人孔门的拉链，将呼呼作响的风雪挡在帐篷外面后，立即清理帐篷里的积雪，立即用固体酒精炉融化冰雪烧制热水。攀爬高海拔雪山，最重要的是要时刻注意补充体内的水份，比吃饭还要重要。而由于身处严寒之中，喝的都应该是热水。所以，攀爬高海拔雪山，携带一只大容量高质量的保暖杯极端重要。烧完了水，赶紧煮面条。吃完了面条，都立即钻进睡袋里，抓紧时间睡觉。

第二天，三穆僜最早醒来。他做的第一件事又是烧热水，将三个人的保暖杯灌满后，又将三个一次性快餐米饭袋弄好，然后叫我们从睡袋里坐起来即吃，吃完了就收拾东西。收好东西即拆帐篷，拆完帐篷叠入包里背起背包就上路，向4号营地进发。

      我习惯性地看了一下手表，已是5月18日7点33分。

      风雪比昨天的要稍小一些，但是仍然很大。我们低着头，弯着腰，沉着身子，几乎匍匐在雪山上慢慢地往上爬。腰部和腿部都早有酸痛，双手挂解安全绳的灵活性也明显降低。我一再提醒自己，这里已是超高海拔，是真正的生命禁区，动作一定要稳，要慢，要万无一失。

       可能是昨天晚上温度太低，雪面比昨天更硬更滑，冰爪踩上去相当费劲，而且极其容易打滑。再加上冰雪里不时会间杂着一些石块石壁，一旦冰爪的方向和力度不当，或者人的重心发生偏移，极容易造成夺命的滑坠。

      在高海拔山峰攀登中，不幸滑坠是造成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喜马拉雅数据库里有一个统计数据，1950年至2009年间有608名高山攀登者和224名登山协作者在尼泊尔境内的山峰死亡，其中约百分之五十的协作者死于雪崩，而将近百分之四十的攀登者死于滑坠。

      到了海拔约7500米的地方后，我感觉有些缺氧，于是停了下来，将氧气面罩戴上，将氧气瓶的阀门打开，开始补充氧气。

       戴上氧气面罩后，一个大的问题随之而来，由于氧气面罩会将呼吸的一部分热气导向眼镜处，使镜片上产生一层雾状物，遮挡住视线，使得我时不时地要停下来擦拭眼镜片，从而大大降低了行进速度，增加了滑坠的风险。

      我采取了几种措施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均不理想。先是将氧气面罩尽量拉紧，再拉紧，以图使热气上不到眼镜处，但是没有作用。后又换了一副眼镜，并同样是拉紧再拉紧，还是没有作用。然后又在氧气面罩的上端扎一布带，用以挡住热气上升，同样没起到多大作用。

      我赶紧向其他人取经讨教，一位同行的其他团队的人告诉我，我用的这种氧气面罩是俄罗斯的，已经比较老旧，问题比较多。所以只能将就着用。

       我立即大声问三穆僜有没有备用的氧气面罩。三穆僜给了我一个备用的氧气面罩，我换过后，仍然没有多大的改善。

      急得我直想冲着三穆僜叫起来，想责怪他们怎么选用这样的氧气面罩，对如此重要的事情不予重视。但是很快我就忍住了，在海拔七、八千米的高山上，去与自己的协作者过不去，无异于拿自己的生命当儿戏。在攀登珠峰途中，死去了任何一个人都会被视为相当正常，因而在途中被人算计的无辜死去者不在一二。何况，每位前来攀登珠峰的人都签了“生死状”，无论是在什么情况下死去，协作者都没有任何责任。

      我只好冷静地看了看三穆僜，然后戴上备用氧气面罩，小心翼翼地向前走起来。为了减少擦拭眼镜的时间，我将防风眼镜换成了墨镜，然后将眼镜稍微向上抬了抬，使眼镜下面出现一点缝隙，用以观看路况。为了避免导致眼睛出现雪盲，我将眼睛尽量睁得小一点，能看清路即可。同时由于眼镜向上抬了一些后，镜片上的雾气会慢慢散去，当雾气散去后我又将眼镜戴好，使眼睛得到休息。如此交替往复，眼睛基本上没有大的影响。

      但是，由于频繁地来回倒腾，再加上海拔不断升高，体力不断消耗，动作逐渐变形，行至海拔约7600多米处时，我一步没有注意，踩在一块湿滑的石壁上，啪地一下倒在雪地上，紧接着一个大滑坠，哗哗哗地不停地向雪山下摔去。

      三穆僜见我滑坠，急得直用中文叫我,老张！老张！……

      向下急速滑行了近20米，嘎然而止。幸亏我身上安全绳的安全环一直牢固地挂在路途中的安全绳上，当安全环顺着途中的安全绳下滑到安全绳上的一个固定点时一下被止住了，避免了继续下滑。

      我心有余悸地躺在雪地上，长时间没起来。许久后，我动弹了一下身子，没有感觉到有什么疼痛的地方。还好此地的雪比较厚，使身体得到了保护。

      一会儿，感觉腰部被安全绳勒得有些难受。但是，虽然难受，自己不能将其解开，一是没有力气，二是解开后极其危险，只有等待救援。

      为了减轻腰部的受力，我将两只脚的冰爪的后跟慢慢扎进雪地里，然后将身体的重力逐渐移向脚下，用双脚顶着身子向上移动了一点距离，使腰部的压力得到了一些缓解。

      我继续躺在雪地上，两眼望着天空，想着一路的艰难，想到后面不知还有多少艰险，再想想自己体力已消耗得差不多了，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到达珠峰峰顶。逐渐地，萌生了退却的念头。觉得适可而止，可能是明智的选择。

      一会儿，三穆僜来到了我身边。他先是站着观察了我一番，然后又摸了摸我的腿，我的手，摇了摇我的头，不断地问我有什么问题没有。我望着天空回答他，没有感觉到有什么问题。

      三穆僜见我两脚的冰爪已扎进雪地里，向我竖了竖大拇指，对我进行肯定。然后慢慢将我扶起，让我坐着。我想要他帮我解开腰部的绳子，他立即制止说不能解，解开会有危险。说完，他在我旁边坐了下来。然后取出我的保暖杯，倒了一些热水让我喝。我坐起后，摇了摇头，扭了扭腰，拍了拍胸部，觉得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然后接过热水，慢慢喝了起来。

      经过大概二、三十分钟的休息后，我把本想对三穆僜说“我不想往上爬了”的话吞了回去，整理了一下身上的装备，又继续谨慎地向前行进起来。

      克服一次次湿滑，避过一次次险情，经过多次休息，多次犹豫不前，多次咬牙硬撑，最后在接近中午12点时到达了海拔约7950米的4号营地。

       到达4号营地，这是我徒步到达地球上的最新高度，有点兴奋，也有点五味杂陈。站在大风呼啸不止、云雾变幻莫测、雪花急剧翻飞、海拔已近8000米的冰雪之上，面对一个全新的未知之地，想到后面随时可能出现的风暴、雪崩、严寒、滑坠、体力耗竭、高山绝症等等，真是有一种“虽然上得来、怀疑下不去”的感觉。

海拔8000米以上，氧气会越来越稀薄，高山反应会越来越严重，人的体力会越来越耗竭，突然死亡的概率会越来越增大。一旦遇上狂风暴雪强雾严寒等极端天气，九死难求一生。所以，不少人说，海拔8000米以上的危险不能用常理推测。海拔8000米以上的攀爬之路，是名副其实的“亡命之途”。

      1996年两支登山队在4号营地至珠峰峰顶之间遭遇暴风雪，造成8人死亡，这一悲剧事件被好莱坞拍成电影，取名叫《绝命海拔》。当来到4号营地后，再回想起电影里的一些镜头，其体会和理解确实大不相同。

      我们到达4号营地后，第一件事仍然是搭建帐篷。然后是烧水，煮热食，充饥。经过短暂的休息后，按照预定计划我在三穆僜等4位队友的帮助下，在4号营地的一块雪地上举行了“气候••冰川••灾害——张安华环保美术摄影书法作品展览”，展出作品20幅，历时30分钟，参观者12人。这是一场必须戴着氧气面罩参观的环保作品展览，也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海拔最高的艺术作品展览。

      展览活动的举行，完成了我一个心藏多年的心愿，也实现了我此次攀登珠峰的最低目标。虽然身体很疲惫，但是心里很欣慰。

      展览活动结束后，我察看了一下周围的冰雪情况。这一想象了无数次的高海拔地方，积雪和结冰的情况也非常地不好。搭建帐篷的一块略显平坦的地方，石头密布，冰雪极少，使人难以相信这里是海拔约8000米的地方。旁边的山体上，有许多裸露的石楞石壁，竟然既无雪也无冰，与在海拔四五千米的地方很是相象。

通过实地察看，我已经完全相信，现在南极、北极和珠峰“世界三极”的冰雪储存情况都在不同程度地呈下降趋势，确实到了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时候。

      我在纪录察看冰雪情况的时候，顺便画了一些速写。待最后一幅速写画完，已经到了下午4点多钟，按计划下午8点钟要开始从4号营地出发实施最后一段路程的冲顶。我赶紧走进帐篷休息，按响《珠穆朗玛》，将声音调到合适范围，钻进睡袋躺下，听着音乐睡起觉来。

      由于风特别大，帐篷被刮得不停地响，加上营地其他人的吵噪，几乎没有睡着就到7点半了，我勉强从睡袋里坐起来，赶紧补充营养，吃一些自己带的东西。根据这几天吃东西的经验，晚餐肯定指望不上什么好吃的。我吃了一些能量棒、能量胶、麻辣豆腐、袋装榨菜以及好不容易带到4号营地的我原来在北京时儿子寄给我的一些干果等。

      一会儿，三穆僜端来一碗夏尔巴稀饭，说这是冲顶前吃的最后一次热食。我看着这碗稀饭呆了半天，在攀登世界最高峰前居然吃的是一碗稀饭，并且在此之前我已经消耗了一整天约13个小时，几乎没有休息，接下来还有约20个小时的崎岖陡峭的路程要消耗。如此这般，真是难以置信。

      我拿出相机拍了一张稀饭照后，三下两下就将稀饭吃完。   

      晚8点，三穆僜招呼我出了帐篷，仔细检查了我携带的氧气瓶、安全带、升降器、8字环、头灯、手套，帮我紧了紧脚下的冰爪，拉了拉我背上的冲顶包，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了几句鼓励的话，然后指了指山上，山上已有不少灯光，有不少人已先于我们开始冲顶了。于是，我和三穆僜相互示意了一下，一起上路出发，开始了正式冲顶行程。 

      我又习惯性地看了看手表，时间是5月18日晚上8点零3分。

      刚开始时路不是太难走，按照三穆僜的计划在这段路上要稍走快一些，尽量省出一些时间给后面的行程。我用头灯照着他踩出的脚印，紧跟着他匀速向前行进。

      攀登珠峰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一定要在中午12点前登顶，身体条件和登山经验特别好以及登山速度比较快的登山者最迟不能迟于下午1点登顶，超过了这个时间没有登顶，无论走到那里，无论什么情况，都应该放弃登顶下撤返回。因为必须留出时间在傍晚前回到4号营地的帐篷里，否则会在山上活活冻死。傍晚的珠峰经常会生成一些强烈的风暴，对登山者形成巨大威胁。同时，如果登山时间拉得过长，氧气消耗殆尽，同样具有致命的危险。

      尼玛和三穆僜给我计划的时间是12至13个小时从4号营地抵达峰顶，最多不能超过14个小时，否则必须无条件下撤返回。过长时间的攀登，会使一个人的体力消耗至极，会使人体力衰竭而丢命。

      由于对山上的情况不明，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多长时间才能登上峰顶，或者会在哪里出现问题使自己登不上顶，心里没有任何底，我一直低着头，跟着三穆僜不紧不慢持续不断地向前行进。

      走了一段路程后，山势逐渐变陡。由于是在夜晚，看不清太远，当上上下下翻过了几道山梁，一条较陡峭的路一下出现在眼前时，令人深感突兀。由于道路陡峭，行进的速度突然减慢，路上陆陆续续聚集了好几个人，大家都用手拉在同一根路途中的安全绳上往上攀爬，使我对安全绳的牢固性有些担心起来。

      由于途中的安全绳出问题而发生滑坠致人死亡的讯息时有所闻。

      我赶紧将冰镐取出拿在手上，以防万一途中安全绳出现问题时可以及时用冰镐插入雪中牵引住自己，减少滑坠的风险。

       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我手握冰镐还没走几步，只听哗地一下一堆人向下滑了下来，固定安全绳的铁钎被从雪地里拉扯了出来。我立即用力将冰镐插入雪地里并手抓冰镐匍匐在雪地上，刹那间好几个人从我身边滑了下去。

     我看了一眼三穆僜，他也用冰镐将自己固定在了雪地上，安然无恙。我又看了一眼向下滑去的人群，基本上也没有大碍，大概下滑了10多米远，都先后用脚上的冰爪或手上的冰镐等将自己稳定了下来。还好坡势不是特别陡，雪也比较厚，才避免了严重情况的发生。

      各位拍打了一下衣着整理了一下装备后，又陆陆续续往上攀爬。

      翻过几座山峰，爬上一处V型山口，风速突然变大起来。我的内衣已经被汗水湿透，被风一吹，全身感觉寒冷起来。

      我抬起手腕看了看海拔表，已经到达8300多米处。我停了下来，动作缓慢地环视了一下四周。虽然是晚上，仍然可以看出群山的轮廓。

到了8300米以上，就真正的只能听天由命了。在8300米以下，如果攀登者遇到险情发出求救信号，可以获得紧急救援队的救助。而在8300米以上，由于天气多变、风速极大、气温超低、氧气极少，尤其是道路崎岖、陡峭、狭窄，上下极其艰难，无法实施救援。所以，在8300米以上的珠峰地区是真正的“死亡禁区”。

有一位名叫哈文艺的中国新疆登山者，曾经从4号营地爬到了8300米处，到了这里就走不动了。有位名叫帕姆巴的夏尔巴人路过他身边时他还活着，虽然发现他的氧气瓶已经无氧了，但是也无能为力，施救不了，只是把他重新固定到了安全绳上。待帕姆巴返回再次路过他身边时，他已经死去。在他较远处还有一位死者，加拿大女登山者施利亚沙。

      我正深怀同情时，一阵强风刮来，令我打了个寒颤。由于太冷，我不敢久停，克服全身的疲惫，继续慢慢地往前走。

      爬过几条直上直下的崎峭窄道，翻过了几个迎风悬立的山头，可能是由于体力消耗太严重，也可能是山上气温越来越低，我越走越觉得身体发虚，越来越觉得身上发冷。一会儿，身体不停地颤抖起来。

      我赶紧停了下来，叫三穆僜帮我取出保温杯，喝了一些热水，吃了一些能量棒和能量胶。寒冷的感觉有了一些好转。

      我将氧气面罩上的结冰打掉，将头上的保暖帽扎紧了些后，又慢慢地往前走。

      寒冷的感觉没有缓解多久，爬过两个山头后，全身又开始不停地颤抖，阵阵寒冷一波一波袭来，牙齿也逐渐哆嗦起来。全身像是就要失去体温，要被冻僵起来。

      在珠峰途中因失去体温而身亡者不在少数。我的意识虽然已多少出现了一些模糊，但一想到身体失温后，立刻有所警觉。我将我的情况告诉了三穆僜，他除了用一种非常复杂的眼光看着我外，也是无能为力，无可奈何。我请他帮助我喝了一些热水后，他就一直在旁边看着我。

      我哆嗦着看了一下手表，已是19日凌晨4点多，正是最冷的时候。我见三穆僜无能为力，觉得还得自己拿主意。于是我看了看山上，慢慢走了起来。我想通过身体的运动驱赶寒冷。

我一边不停地走，一边不时地用手上下左右“啪啪”地敲打自己的身上。一来是想通过敲打驱赶寒冷，再就是促使自己千万别迷糊过去。

      虽然这些做法有一些作用，在一段时间里寒冷的状况没有继续恶化。但是随着海拔的不断升高，气温越来越低，风越来越大，我又开始不断地颤抖和哆嗦起来。

     当顶着一股强风越过一个山头后，全身感到极其极其地寒冷。在急剧地颤抖和哆嗦中，我感觉到可能撑不过去了，可能要死在山上了。虽然知道停住脚步即意味着死亡，但是仍然无可奈何地停了下来，不顾一切地一屁股坐在雪地上。此时此刻，无比的遗憾和许多的想法不断涌上心头。我想起了《橄榄树》，但是已经无力去掏手机了。

      在极度严酷无休无止没有尽头的寒冷中，孤独无助没有任何逃生希望地呆在死寂无比的绝命海拔上，我第一次深切地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和人力的渺小，感受到了世事的残酷和死亡的恐惧，体会到了精神崩溃的真切感受以及求生欲望的深刻内涵。

      正当我感到无比绝望开始思考是否听天由命放弃生命时，三穆僜突然拍了一下我的肩膀，用手指着远处对我说，太阳，太阳要出来了！

我朝着他指的方向看了看，天边露出了一抹红霞，虽然离太阳出来的时间尚早，但是仍使我为之一振，使我一下增添了极大的希望。我的精神状态立即发生变化，由听天由命被动等待变为积极应对想主动出击，战胜寒冷的信心即刻大增。

      我咬紧牙关在三穆僜的帮助下站了起来，然后抬起几乎失去知觉的腿，慢慢走了起来。

我想方设法调动所有积极因素顽强坚持了一段时间后，太阳慢慢地升了起来，寒冷的状况逐步有了改善。虽然还是很冷，但是可以忍受。在灿烂的阳光越来越强烈后，因为寒冷而产生的死亡威胁逐步得到解除。

      经过9个多小时的不懈攀登，早上近6点时到达了海拔8750米的南峰。南峰是珠峰在尼泊尔境内的最高峰，珠峰的主峰在中国境内。我用无比疲惫的眼神看了看四周，只见云海茫茫，白雪皑皑，群峰巍巍，山壑绵绵，有如九重仙境一般。

      整整4年前的2012年5月19日，有位名叫王书礼的中国登山者曾经到达过南峰。他在这里停歇了一会儿后重新戴上雪镜时，忽然眼前发黄，后又慢慢变绿，随着颜色的变化其视线逐步变得模糊不清，甚至连站在他面前的同伴的脸都看不清楚。他的夏尔巴登山协作凯乐陪他在南峰等了1个小时，其视力一直没有得到恢复。大本营命令他们必须下撤返回，而王书礼心有不甘，想继续往上前行，凯乐在后面死死将他拉住不让他再往上走。两人发生了一阵争吵后，最终王书礼被乐凯硬拖了下来。王书礼带着非常不甘和极其遗憾的泪水回撤下了山。在下撤途中，王书礼两次出现幻觉，面临危机，后经2号营地由直升机直接送到加德满都救治，两根手指严重冻伤，被迫予以截除。

      1996年有一位美国登山者爬上南峰后也出现了严重的眼睛问题，不但未能前行登顶，连下撤都没有完成，最终长眠在珠峰的雪地里。

真是一条珠峰路，无数悲壮情。

      我和三穆僜在南峰顶稍微停了停，便继续往上行进。前行了没有多久，一条近似垂直的峭壁山道挡在了面前。我几次抬头探望高不见顶的山天接合部，想到自己已经精疲力竭、腰酸背痛、头晕眼花、脚麻手疼，怀疑自己能够爬得上去。自昨天早上7点多从3号营地出发到现在，已经历经了23个多小时，无休无止的高强度攀爬，早已将自己的体力透支耗尽，早已是用一种极度倔强的意志力在支撑着自己艰难前行。看着令人望而生畏的天路畏途，我难奈无比地将脚步停了下来。

      三穆僜见我犹豫不前，便先行往上攀爬了一段路程，然后停下来不断地向我招手，要我跟上去。

      我心里想跟上去，但是腿脚动不了，身子移不动，全身极度虚弱，觉得自己已经时时摇摆在死亡线上。若在平时，我肯定早已放弃攀爬，打道回府。但是此时，当我想起自己为了登顶珠峰已经准备了多年并作了许多付出，而且已经历经千难万险攀爬到了如此高度，如果就此放弃，实在心有不甘。如果功亏一篑，使自己多年的愿望未能实现，将来肯定会有终生难以弥补的遗憾。

      我犹豫了一段时间后，决心用进一步放慢速度的方式继续往上攀爬。降低速度，可以减轻强度，可以分解疲惫感。牺牲速度，可以换得慢慢向上的高度。于是，我重新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心绪，进一步坚定了自己宁死不屈的意志，又一次咬紧牙关，继续向上攀爬起来。

我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摇摇晃晃，晃晃摇摇，缓缓地慢慢地往前走着。一会儿，眼前有一些恍惚起来，自己的脚和脚下的路逐渐模糊起来，我心头一怔，担心自己是不是出现了高山缺氧病症，或是因极度的疲惫和饥饿出现了身体虚脱。

      因身体虚脱、体能衰竭而丧命，在此段路上早成常态。

     我立即停了下来，低下脑袋，拼命地吸着氧气。我慢慢平静了一下极度紧张的心情，稳定了一下急剧变化的思绪，尽量将自己的意识往正常状态调整。

      我吸了一段时间氧气后，觉得恍惚的状况有所好转。三穆僜帮助我喝了一些热水，意识也逐步有所恢复。三穆僜问我要不要吃点东西，我摇了摇手，不想吃。此时，我不但没有任何食欲，而且还直想呕吐。我现在最想要的是一下躺在地上万事不管地就地休息。但是，现在不能躺，一躺下去就极有可能永远都再起不来。

      三穆僜见我不想吃东西，又催我往前走。不能长时间站着，一停下来寒意又侵袭而来。我打了一个寒颤，迫不得已无可奈何又走了起来。

      我一心一意看着脚下，心无旁骛地踏着三穆僜的脚印走，再也不管旁边有什么风景或山色。

      我们走着走着，忽而一块巨型石壁出现在了眼前。三穆僜告诉我，已经到了希拉里台阶。

希拉里台阶是一裸露的山体岩石断面，几乎垂直而立，高达12米，石块层叠，崎岖险峻，是抵达珠峰峰顶之前的最后一道难关。它因希拉里和丹增是第一个翻过这个断面登顶的队伍而命名。

      德国登山者埃贝哈德曾经于2012年5月19日来到此地，在攀登此台阶时不幸摔下身亡。现在东南面斜坡的冰盖上成了埃贝哈德最终的安息之地。

      由于台阶既高又陡，裸露无雪，冰爪难以落脚，不能寻常用力，加上攀爬到此地的人早已是精竭力尽，寸步难行，来到此地望石兴叹抱憾而退的人不胜枚举，走到这里不幸丧命从此难归者持续累增。

      我虽然知道只要攀上这一台阶登顶便胜利在望，并且无比希望自己能够一鼓作气将其翻了过去，但是当我抬头看着那高高在上约有三层楼高的端顶，想想自己的体力、心力、毅力已经全部透支到了极点，要想攀到它的上面去，何其容易。

      三穆僜看出了我的畏难情状，便先行举步进行攀登。他在攀登中只休息了三四次，便较为顺利地到达了顶端。然后他又是不停地向我招手。

       我虽然心里发怵，但是事已至此，只好硬着头皮上。

      我忍住全身疼痛慢慢抓起石壁上的安全绳，想将随身携带的升降器挂上去，但是由于要将升降器挂上去之前必须先打开上面一个卡锁，我酸痛无比的双手按了几次都没有将其打开。我无奈地看了三穆僜一眼，他也一直无奈地看着我，不想再下来。

       我见自己已经无力到了如此地步，又一次觉得自己难以攀登到珠峰顶上，即使拼命爬了上去，很可能也会走不回去。与其上去送命，还不如就此止住。

      我慢慢朝山下看了看，猛然间又觉得，即使从现在这里返回，也很难平安走回已经爬了四天四夜的大本营。何况上山容易下山难。

      我喘着气低着头，心里悲伤难已地想，这次一定是九死一生了，十有八九回不去了。怪不得有那么多人命断珠峰，原来它是如此地残酷！绝情！

      正当我准备跟三穆僜说下撤返回时，一位登山者气喘吁吁地爬到了我的面前。我一看，是位夏尔巴。他见我手拿升降器发愁，很快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帮我打开升降器的卡锁，将升降器挂在了安全绳上，然后向我作了一个“请上”的手势。

      我突遇如此一幕，一下不知所措。刹那间我鬼使神差般向他作了一个“感谢”的手势，然后就稀里糊涂不顾一切地向上爬了起来。

      这位夏尔巴见我的冰爪在石头上打滑，抓不住落脚点，几次差点滑坠，赶紧帮我将安全绳极力拉紧，尽力固定，使我一下方便了很多，也使我凭添了一些力量和信心。

      经过多次爬爬停停，多次咬牙挣扎，在双手痛得几乎快抓不住绳子，在快要实在熬不下去的时候，我慢慢爬到了接近顶端处。歇息了片刻后，在三穆僜的帮助下，爬上了希拉里台阶的顶部。

     上到顶部，我全身瘫软在地上，要死难活地喘着粗气。这时候，我的身体虽然极度疲惫，但是心里已有些许庆幸，又萌生了顽强登顶的冲动和希望。

      待那位好心的夏尔巴上来后，我赶紧扶着三穆僜站了起来，与他紧紧地拥抱了一番，并表达了非常真诚的感谢之意。

      该夏尔巴拍了拍我的背部，向我竖起大拇指摇了摇，然后带着他的客人继续向前走去。由于戴着氧气面罩，我看不到他的面容，通过他的外形及其一举一动，我感觉到他是一位极其善良的人。夏尔巴多信佛教，或许他是一位非常虔诚的佛教徒。

      三穆僜帮我清理了一下氧气面罩上的结冰，整理了一下我的衣着和腰间的安全绳、登山器具，然后又帮助我喝了一些热水。这时候，虽然我仍然没有半点食欲，但是因为重生了登顶的希望，有了求生的欲望，我取出一些能量胶和能量棒，给了三穆僜一些后，强迫自己硬吃了起来。由于风太大，气温太低，食物太冰太硬，咬不动，咽不下，吃得我悲上心头，眼泪直流。

      顽强补充了一些水分和能量后，疲惫的感觉有了一些缓解，精神状态也有改善。三穆僜朝不远处的珠峰最高处指了指，然后手一招，又引着我继续前行。

      经过若干次上坡下坡，左拐右转，顶着一阵阵强劲凛冽的寒风，越过好几处狭窄险峭的冰架，经过几小段近似垂直的攀爬，我们于5月19日早上7点45分成功登上了珠峰峰顶。

      到达峰顶后，我没有兴奋，也没有激动，而是一屁股坐在了雪地上，不停地喘着粗气，脑子里一片恍惚。

      珠峰峰顶是一小块斜形雪地，约可容纳8至9人。在我们登顶之前，已有6人在上面。有人站着，也有人疲惫不堪地坐在雪地上。

      三穆僜掏出我的相机，请一个夏尔巴帮我们照了两张登顶照。照相时我仍然是毫无力气地瘫坐在雪地上。

      休息了大概几分钟后，我的疲惫状况慢慢有了一些缓解。我从冲顶包里取出环保横幅，与三穆僜一起拿着在珠峰顶上留下了几张合影。当我取出摄像机想在珠峰顶上留下我发出环保呼吁的影像资料时，摄像机因挨冻“罢工”不动作。我便手拿横幅大声念了起来：中国环保志愿者在珠穆朗玛峰上向全世界呼吁，关注气候变化，关注冰川融化，保护地球环境，保护人类家园！

      大声念完后，我感到如释重负，也感到无比欣慰，多年的愿望总算实现，多年的梦想终于圆满。能够在绝命海拔，发出一名中国环保志愿者的真诚呼吁，能够在世界之巅，表达一名中国作家的环保良知，我感到无比的高兴、自豪和幸运！

      我希望大家能够深深记住马尔代夫总统在海底召开内阁会议的警世画面，能够深深记住音乐家伊诺第在北极演奏《北极挽歌》的醒人图景，能够深深记住一名中国环保志愿者冒死登顶珠峰向全世界呼吁加强环境保护的特殊身影！

      我非常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到呼吁和践行环境保护的行列，有更多的人创造出更多能够令人深深记住的特殊画面。我们的家园需要珍惜，我们的地球需要爱护！

       我收起环保横幅，又取出“CCTV•品牌故事”、“中华新汉画学派”、“亚洲探险”和“安顺茶叶”等横幅，一一留了影。

      随后，我面对千里雪原万里冰天，激动不已刻骨铭心地画下了一幅珍贵的速写。

我们在珠峰峰顶停留了约16分钟，然后赶紧下撤回返。

       历经多次危险，经受种种磨难，得到许多好心人的帮助，最后安全返回了加德满都。到加德满都后获知，在我攀登珠峰的过程中有6人不幸遇难，其中有2人是与我同一天登顶后于下撤途中去世。我在获得尼泊尔文化旅游民航部旅游局颁发给我的登顶珠峰证明后，于5月29日安全返回了北京。

      回到家里，虽然还是一个人，但是感受到的不是孤独、忧伤、酸楚，而是安

全、温馨、幸福。

      回到朋友中间，朋友们问得最多的话是你凭什么能够爬得那么高，我回答的

      最多的话是信念加坚持加运气。有了信念和坚持，可以变不可能为可能。

      回到长安街，走过新华门，来到天安门，我由衷地感到自己太幸福太幸运，

      生在中国，生逢盛世，使自己有条件到南极、北极和珠峰“世界三极”留下环保足迹，圆梦环保梦想。

       回到办公室，再次看到挂在墙上的珠峰攀登者遇难地分布图，回想起自己的生死珠峰之行，对著名作家托尔斯泰的一句话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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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安华，经济学博士，中国华能集团高级经济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智库理事。多年从事环境保护研究，先后在《人民日报》、新华社《瞭望》周刊等媒体发表环保类文章70余篇，出版著作8部。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央国家机关美术家协会理事。其文学艺术作品先后获中宣部“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全国戏剧文化奖”，中国文联、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作品优秀奖。2011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