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有毒”的语言解剖生存的“梦魇”

——读格致的散文

   王 川

格致散文的核心内容是——记忆——那些来自生命和内心深处的暗红色印记。它没有绚丽色彩，缤纷浪漫，没有山川大地，亘古苍茫，甚至没有划过生存本身的一丝偶然的喜悦。她只是在叙述中试图找寻并恢复生活与生存的本相，在对记忆的挖掘中不停地观察和审视自己的独特经验，在想象与猜测中去填补那些日渐退色或丢失的以往，那些与自己深刻关联的人与事。她的讲述繁复、絮叨，却又从容、精细，生活在她的笔下慢慢展开，在浩渺宽展的水面上，那些细微的波浪清晰可见。它们是那样迷人，泛着粼粼波光；它们又是那样冷重，包容着一个人从无到有的一切。她冷静甚至有些冷漠地描述自己的成长与精神历程，警觉且不安地与外部世界长期对峙，她恐惧，焦虑，无助，迟疑，还有诸多迷惑，她似乎在用尽全力保护自己——那些在生活面前丧失了的安全感，用惊悚的双眼紧紧盯住那些潜在的威胁，随时准备发力、抵抗。同时，她又以冗长的回忆不断探寻自己的精神源头，用以考证或支撑那个现实中的脆弱自我，汲取着来自生命最深层的温暖和安详。在她冷峻、朴实且有想象力的文字背后，我们能看到她紧握双拳，浑身瑟缩，辗转反侧的世俗神态，也能看到她超然淡定，洞彻色界，神秘诡异的巫女之姿。她把“有毒”的语言注入了生活这巨大的“噩梦”体中，开始了热烈的讲述。她把丰沛的感觉纳入到准确细致的描绘中，把对外部世界的善意和敌意描绘得精彩丰满，淋漓尽致，摇曳多姿。   

出身满族的格致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对一个人的成长来说，这是一个尴尬的年代，从幼年到中年，他们的人生重叠着落后贫穷的计划经济到物欲横流的市场经济的大跨越，迅速变化的社会是他们的人生背景，也构成了他们急迅速游移的精神背景。他们不停地寻找着自己的人生坐标和精神定位，却往往背负着各种或模糊或清晰的历史记忆艰难前行；他们心中隐现着未竟的理想，却被现实中许多莫名的力量拉扯得迷失着方向。甚至今天，他们还在不停地寻找，寻找那个难以说清的生命究竟，甚至仍在不停地追问意义的存在，从何而来，去往何处，幼稚，执拗；迷惘，坚定。心怀隐痛，饱受折磨，却无怨无悔，乐此不疲。在生存的现实面前，他们的“失忆”是暂时的，一旦进入写作，过去的影像会首先浮出水面，并突破现实生存的遮蔽，渐渐清晰起来。他们的困惑似乎与生俱来，他们对未知的探求历尽艰涩，他们对恐惧的感触深锁于灵魂。这样的背景同样影响了格致的写作取向：回忆与纪念，观察与分辨，留恋与拒绝，接纳与反抗。格致的创作几乎杂糅了所有这些元素，于是，她笔下的生活总有诸多从尘土中泛上来的苦涩，晦暗，甚至阴郁，如褪色的伤痕。她在重新体验和界定个人的历史时，消解了散文中常见的温情与诗意，记忆压迫着她，除了还原真实，别的已经无暇顾及。她展示了一颗过度早熟且敏感的心灵，熟稔的生活表象通过独异的体验实现了一次次陌生化的呈现，使她的创作成为散文中的另类存在。她的细腻和敏锐达到了极致，她的目光因此变成了一把利刃，将生活的表皮剥离出去，仅只留下也许别人常常忽视的，或着并不愿意注视的真实。她被这些真实折磨着，被焦灼和诉说的欲望压迫着，不得不用笔去疏通阻塞的情感河道，去看护和抚慰随时有可能崩溃的心灵堤坝……然而，她表现得又是那么克制，小心翼翼，有时不惜绕道迂回、枝枝蔓蔓，但又始终扭头盯视，心无旁骛。这种耐力反倒成就了她的冷峻和犀利，使她的目光变得毒辣无比。

格致的散文中最触目惊心的是她对恐惧的极度敏感。她的世界危机四伏。树上的蜘蛛，疯狂的汽车，怪异的梦魇，周边的人类，自己的生活，都成了她的恐惧之源。她像一个精神自闭者用惊惧的目光向自己的心灵深处不停地逼视。《利刃的语言》纪录了日常生活中任何一个人都会经历的场景：买西瓜。但因为拒绝一个熟过了的西瓜，而与卖瓜的汉子几乎形成了“对决”。她觉得卖瓜者所表现的强硬是因为“有一个坚硬的支撑”，在她的目光和那把西瓜刀相遇时，她立刻感到卖瓜者的刀“是嗜血的”，而“刀是不甘堕落的，切西瓜实在是无奈之举，一旦有机会，它是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同真正的血液亲和的机会的。”在格致看来，刀是有语言的，“自从我的邻居二萍在一把切菜刀下变成一堆肉泥之后，我开始能听见刀说的话。”她在恐惧的威慑下冷静、仔细甚至从容地观察并品味着恐惧，寻找着来自灵魂深处的微弱对抗，直至把慌乱变成镇定，把孱弱变成冷硬。在被放大的恐惧面前，她无处不在的体验惊心动魄。就连怀孕也被她视作一个“擅自闯入的生命”而恐惧不已，她甚至将它与死亡、战争联系在一起，而她的敌人正是她自己。看来，对于生育的恐怖由来已久，因为那剖腹产的一刀总算“解决了困扰了她30年的事情”（《体育课》）。这是一个独特的、女性被迫看待生活的视角，因为自小感受到的男权力量的强大弥漫在她的潜意识里，让她深刻地体会到了日常生活中隐藏的杀机，体验到了女性生命的脆弱和精神的无助。这无疑也造成了她对当下生存的恐惧，仿佛世间的各类灾难随时都可能降落在自己和孩子身上。在《军用行李绳》中，她急切地寻找并依赖那条刚好能从窗口垂悬到地面的绿色绳索，在她看来，“它是危险降临时，我为生命留下的一条通道。”她甚至为自己的“神经质”找到了一个最合理、恰当的理由：危险“都喜欢新鲜的生命”。她的母爱膨胀到了一种不可思议的程度，是因为她把生活视同于危险本身，她对恐惧的想象与体验异乎寻常。在她看来，那些曾经给别人造成伤害的东西随时有可能伤害到自己。绳子被丈夫夺去，就等于安全被彻底剥夺，于是她只有“痛哭”，“为我们细若琴弦的生命而痛哭”，为连一条绳子都没有的“生命的赤裸无助而恸哭不止”。然而，格致纪录的恐惧并不是肤浅的表象，透过它我们可以看到，它对应的其实是一种生命的哲学，是对于存在意义的质疑、诘问，是对横亘在脆弱生命和强大外部世界之间那个无形力量的猜疑、警惕，她其实一直在寻找破解的途径，找到之前，她茫然无措。当然，这不是她理解生活的惟一途径。很多时候，面对生活中的危险与危机，她却经常能从容应对、化险为夷，表现出一个女性的同情、坚韧与悲悯，并通过自己完成了对女性社会角色的多侧面认知。她时常强调自己是一个来自农村的女性，经历过贫穷和磨难，完全有对付生活的能力。她无限怀念自己的青年时代，是因为她感到那时候自己“是那么力大无穷”。她可以寻求属于自己的孤独，哪怕是拒绝用物质换取的婚姻。她可以坚持到28岁而毫不犹豫地拒绝一个与自己物质水平不均等的男人以优越的姿态实施的入侵（《医疗事故》）；她可以面对一名囚犯在本能的恐惧之后为没能满足他代买一块面包的肯求而后悔不已（《遭遇囚犯》）；在遭遇到一个年轻俊美的男孩儿性威胁时，她最终战胜了自己——那个“将细小的危险放大无数倍可怜人”，反而去安抚一个不知所措的孩子，她甚至惊异于自己“超常的冷静”，她在怀疑着“巨石一样的冷静从哪里来”，是“怎样在自己的头脑中生成并成长”时，我们似乎又在她另外的文字中找到了呼应——也许，是母亲讲述的年轻时的同样经历给了她解决的答案；也许，是她小时候上学路上碰到的裸体男人早就给了她抗拒威胁的磨砺（《转身》、《减法》）。在这里，“一个女性的精神成长史”成为解读格致散文的关键词。因此，在格致的散文中，恐惧是一个偶发式的、被过度强调了的因素，因为它对成长中的记忆最具冲击力。恐惧夹杂在她的回忆之中，被她不断回头的盯视打磨成了最刺眼的“亮点”。其实，在丰富驳杂的叙事中，格致努力呈现的是一个女性的心路历程，她看待生活的方式包含着浓厚的性别气息，那种无以取代的女性体验拨开了我们面前的芜杂和纷乱，从而真切地让我们目睹了生活细腻的纹理。应该承认，作为女性，她比别人更敢于直面自己的内心和我们的赖以生活的世界。

格致更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寻找者，她从不窥视历史，而是直接直接进入它的深处，重新阅读、体验、揭破那些烙印和神秘。对立于喧嚣的物质生活，她总要回转身子掉转头去，搜寻尘封的履历和自己的生命之根。在幼年的“癔症”中，在母亲带领下寻找大神的过程中，在父亲的英年病故和母亲的三次失明中，她仿佛努力诠释着生命存在的理由，解说活着的意义。那些过程，一个生存过的人的所有细枝末节，衣着，面容，表情，气息，色彩，构成了格致反复辨认、咀嚼并试图再现的生存画面。它们没有因年代的久远而褪色，反而越见清晰、立体，活灵活现。格致以其诗人般的才智在人与物的关联上植入了深刻的通感，像一位哲人，目光如炬，一下抵达了事物的根本。在《躲在镜子的后面》一文中，幼年的格致就已然洞悉了镜子的魔法：它统摄着婚姻的美满，祛避着邪魔的入侵，它的身上附着着民间的集体无意识，具有修复缺损、护佑幸福的神秘力量。仅仅因为它的形状是圆的，代表了团圆、圆满，“只要是圆的，不小心摔碎了没关系，圆是自己可以修复裂口的。圆没有缝隙，圆里装满了一切。圆是有有力量拒抗分离的，圆紧紧地抱在一起。……月亮它虽然也缺，也损，但它无数次地圆了，它最终都圆了，这坚定了人们的生活信念，既而忽略了眼前的一切缺憾。”“圆是可以滚动的，圆是随遇而安的。圆与其他发生碰撞，不会撞伤对方，圆没有破坏性。镜子映照着生活，圆镜里的生活就是圆的，没有锯齿的，就是顺的。”“镜子，结婚的镜子，它已不是镜子了，它就是婚姻的比喻，是婚姻的同胞姐妹。母亲时代的摔镜子，一定是发生了大事，那绝对是不想过了，甚至是不想活了。母亲不惜用一面镜子的破坏来告诉父亲一句话，在这里，母亲用了这个明了的比喻句子。”在格致从容散漫的讲述中，这样令人醍醐灌顶的对生活的破译随处可见，寓意悠长。这样的洞察也令我们体会到格致心灵深处积久的苦痛和哀伤。它没有眼泪，却浸泡在苦涩的盐碱中。她长期沉浸在对亲人命运的审视里无法自拔，只有接受和面对。往事会变成活着的神经元在她的灵魂里伸展、生长、蔓延，而她则可以通过这种连接把敏感的触须伸向无边的死去的黑暗。格致在某种程度上让人想起卡夫卡，但荒谬的逻辑在她这里变成了生活的常态。在她的许多文字中，我们看到了儒道文化的民间形态，它没有被格致视为简单的迷信，而是代表了对宿命的认同，是从艰辛的生存中提炼出来的最为质朴的信仰，是一种坚韧的略带甜味儿的企望。

与此相关，格致在她的散文中也努力展示了人生的暖色和朴实的人文情怀。《告诉》、《草本香瓜》等篇什对被砍伐的树木、普通瓜农的爱情悲剧表达了真挚的同情和悲悯。许多在别人看来的平常生活，在格致那里就会变成一个个重大的“精神事件”，在她的指点下，人们会吃惊地睁大双眼。在多篇文章中，她从不同的角度记录了母亲的一生，一个少女时代不能实现到省城读书的梦想而屈从父亲的安排在泪水中不停地绣花的母亲，一个一生中以每两年的速度生产、总共哺育了七个孩子的母亲，一个不畏艰难、不停地长途跋涉为孩子寻找看病“大神”的母亲，一个识文断字、爱美爱生活、从不抱怨的母亲……“母亲是造人神仙派往人间大地上的一个工作人员，是一个生产人类的工作站。依我看母亲的使命完成得很好，她从20岁一只生育到40岁。”在格致的眼里，母亲始终与她讲述的故事在一起，与她紧抱在胸前的红布包在一起，与她结婚幔帐上那上百朵色彩纷呈的花朵在一起，与她衣柜里的绣花衣在一起……“生活的内容占满了她的双手。”一位人间孤独且伟大的母亲形象被格致分解在细腻的描述中，站立在文字耀眼的光芒里（《逃生之路》、《打开衣柜》、《白布上的芍药花》、《白布上的细粉莲》、《白布上的莲花》）。在《替身》系列中，她的“存在争议的生命”在母亲的关怀和忙碌中得以延续，母亲和父亲在她面前打开了一本厚重的大书，使她阅读了关于生命和生存的一切酸甜苦辣，也同时带给了她对生命存在的疑虑——那个“大神”制造的“替身”究竟是谁？她身上的东西被尽可能地与自己联系在一起：衣服、头发、表情，并被尽可能地制作成一个比自己的气色还要好的生命。她代表的天上的自己究竟与真实的自己有着怎样的联系？民间巫术唤醒了格致对母亲的深刻理解，母亲一生致力于维持生活的圆满，她要呵护不能断裂的生活和不能失去的爱，甚至要借助虚无的神的力量。格致在这些文字中表达了对亲情的敬重与善意，也阐释了个体与世界建立的精神联系被一再深化的过程，目光深邃、凝重。作为一个寻找者，格致也同样从自己的视角表达了对外部世界的关注，但那都与她的内心对应关联。她记录了曾经不遗余力地去寻找自己的母语——满文的全过程，“我一定丢失了什么”——这是她对自己文化身份的怀疑以及无法再认同文化母体的焦虑。她试图在寻求自己的文化之根、精神之源中获得生命的动力和精神的营养，获得来自大地的支撑。“我无缘扮演一个隐藏者，因为我要寻找的在我出生之前就已隐去，剩下的只有寻找。我命里注定只能成为一个寻找者。”（《在边疆的大风中》）她试图在寻找的困境中不断突围，确认自己的精神归属。

格致讲述的庞杂和繁复使她有意识地寻找更加开放的文体，她有很强的文体意识。在文体形式的革新和叙述视角的切换中实现了更大的容量和更为逼真的记录，从而造成一种陌生化的阅读刺激，在跨文体的写作中去伪存真，建立起了井然明了的新秩序。值得注意的是，丰沛的想象参与了创作，有的篇章很难分清是散文还是小说。在文字的布局里，我们似乎已经窥见了她在散文中继续生长的多种可能性。

格致是个谜。她那抖动的女巫般的黑色披风刚刚掀起一角，就放射出清冷且夺目的文字的寒光，像一把匕首，划破了人们匍匐的大地。

（格致，满族，吉林作家。作品见于《作家》、《人民文学》、《天涯》等刊物，曾获“布老虎散文奖” “人民文学奖”“吉林文学奖”。）

             图片：东营已故朋友禹明善摄